毛泽东从斯大林那里吸取教训。他发动“文革”的目的，便在于防止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把自己指定的接班人刘少奇作为“中国的赫鲁晓夫”打倒了。然而，林彪的反叛，使毛泽东乱了方寸。在林彪之后，毛泽东频繁地更替接班人，实际上在步斯大林的后尘。

纵观毛泽东五次指定接班人的过程，可以看出：前两次很从容，是经过长期考虑、观察的；自从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这5年间毛泽东三易接班人，一次比一次仓促。

毛泽东、刘少奇与周恩来等人的合影（资料图）

刘少奇（1898年－1969年），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以后，最早选择了政治上高度成熟、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深厚理论修养的刘少奇作为接班人。（资料图）

屈指算来，华国锋是毛泽东第五次选定的接班人，而刘少奇则是毛泽东第一个选定的接班人。

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刘少奇以毛泽东的接班人的身份出现。那时，根本用不着为刘少奇“造舆论”，用不着让“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刘少奇。因为刘少奇早已是中共著名领袖。在中共七大之后不久，在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便请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从1945年直至“文革”爆发，近20年的时间，刘少奇一直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只是后来由于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动“文革”打倒了他。

林彪和毛主席在一起（资料图）

林彪（1907年-1971年），身穿元帅军服照（资料图）

毛泽东第二回选择了林彪作为接班人。

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林彪以毛泽东的接班人出现时，也用不着“造舆论”，让“全国人民逐步认识”林彪。因为从“文革”以来，林彪就已经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的姿态出现，而且林彪早已是著名将领、十大元帅之一。

1971年爆发的“林彪叛国事件”，很使毛泽东失望，他不得不第三次选择接班人。

王洪文（1935年-1992年），标准照（资料图）

毛泽东逝世后，王洪文主持追悼会（资料图）

毛泽东曾一度打算以王洪文为接班人。王洪文的资历当然无法跟刘少奇、林彪相比，但是这位“造反司令”在“文革”中曾轰动全国，也不必“造舆论”，让“全国人民逐步认识”。

在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后，毛泽东很快发现，王洪文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于是，毛泽东重新启用邓小平，以邓小平为接班人。邓小平早已是中共著名领袖，根本不存在让“全国人民逐步认识”的问题，当然也就不存在“造舆论”的问题。

邓小平（1904年-1997年）（资料图）

邓小平复出后，进行整顿，否定“文革”，这是毛泽东所无法接受的。毛泽东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第二次打倒了邓小平。

毛泽东第四次选择接班人又告失败。

于是，毛泽东又面临第五次选择接班人。然而，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步入风烛残年，他第五次指定接班人时已经十分匆促。

毛泽东1976年4月7日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明确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5个月后他就病逝了。

毛泽东与华国锋（资料图）

毛泽东在1976年4月7日指定华国锋为接班人时，提议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毛泽东在1956年中共八大时，只是提议刘少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并不加“第一”两字。在前面已经引述过毛泽东跟熊向晖的谈话，毛泽东如此说：“我们的副主席有五个，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这是因为自从中共七大以来，刘少奇就已经是毛泽东的接班人。所以尽管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有四位，但是刘少奇在四位之中的第一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也就大可不必加上第一两字。

在中共九大，林彪成为唯一的副主席，也就不必加“第一”了。

在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时，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还有王洪文和叶剑英。王洪文早于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的资历之深非华国锋所能相比。所以毛泽东必须给华国锋加上“第一”，才使华国锋的接班人身份变得十分明确。

“你办事，我放心”宣传画（资料图）

1976年华国锋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时55岁，而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毛泽东56岁。

毛泽东对于华国锋，确实“你办事，我放心”。毛泽东期望1976年的华国锋成为1949年的他，能够按照他的路线把他的未竟之业继续向前推进。

1976年回眸：

4月4日是清明节，是中国历史传统中悼念先烈的日子。这一天又恰逢星期天。北京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活动达到了高潮。

上午8时开始，北京曙光电机厂的3000余名职工和北京青云仪器厂的1000余名职工，分别排着整整齐齐的队伍，高举“深切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巨大横标和精心制作的花圈，来到天安门广场。

数不尽的人群，从四面八方拥向天安门广场。有1400多个单位的职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摆放了2073个花圈，来悼念周恩来。自发参加纪念活动的200多万人民群众，用数不清的白花、花圈、花篮、花环、诗词、文章、条幅、标语，把天安门广场装点成了名副其实的“花山诗海”。

上午10时，一位青年工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以血明志，在一块白绸上写下血书：

“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将用鲜血和生命誓死保卫您!”

上午11时，首都钢铁公司一位青年工人登上天安门广场北面用来照相的木台，作了《怀念敬爱的周总理》的演讲。

清明节这一天，在无数众多的诗词中，有一首《清明悼总理》的长诗，感情真挚，爱憎分明，深切地表现了人民群众对周恩来的悼念之情，愤怒地斥责了“四人帮”的罪恶行径，郑重表达了人民群众拥护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愿望。

晚上，天安门广场仍然人山人海。这时，在人民英雄纪念碑西南角的汉白玉栏杆上，出现了一篇短文：

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大事记

一、1974年1月，江青扭转批林批孔运动的大方向，企图把斗争矛头对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二、1974年12月，江青背着中央接见外国传记记者，诬蔑中央领导同志，并企图在四届人大争当总理。

三、1975年1月，毛主席识破了江青的野心……召开了四届人大，邓小平同志重新回到了中央工作，取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

四、1975年7月，毛主席严厉地批评了江青，停止其在中央的工作。在周总理养病期间，中央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人民大快人心。

五、最近的所谓反右倾斗争，是一小撮野心家的垂死的翻案活动。他们已经成了不得中国大多数人心的过街老鼠。

这篇短文的作者，显然比较了解毛泽东多次批评江青和“四人帮”的内情，文中所述事实基本上符合历史实际。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发现以后，纷纷诵读、传抄，使夜幕下的天安门广场又出现了新的怒斥“四人帮”的高潮。

在清明节前后的悼念活动期间，一位青年工人曾在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贴出了一首五言诗，一直被人们广为传抄。这首诗的全文是：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诗句言简意深，义正词严，犹如一把出鞘的宝剑直刺“四人帮”的心脏。

在广大人民群众奋起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日子里，亿万中国人民的心飞向了天安门广场，广大干部的心连着天安门广场。虽然限于当时的特殊原因，他们不能亲自来到天安门广场投入战斗，但他们的心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天安门广场上的伟大斗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就非常关注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运动。4月1日，他从办公室工作人员那里看到从天安门广场抄回来的“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首诗后，非常欣赏，反复吟诵，连声称赞：好诗，好诗!并打听作者的姓名，表示了极大的关心。4月2日，北京、南京都在采取措施，阻止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活动。叶剑英预感到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他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决心像暴风雨中的海燕一样砥柱中流，挽狂澜于既倒。这一天，他在住地情不自禁地用俄语轻声朗诵起高尔基写的名篇《海燕》。

4月3日，叶剑英听了办公室工作人员讲述的天安门群众运动场面以后，非常激动地表示，一定要亲自去天安门广场看一看，但被工作人员阻止了。清明节前这几天，叶剑英经常让工作人员和孩子们把从天安门广场抄来的诗词一首一首读给他听，听了以后，还要人抄给他看。他常常边读边赞：“这些诗词情真意切，爱憎分明，大气磅礴，真是难得的好词啊!”清明节这天傍晚，叶剑英再也忍不住了，悄悄乘车，来到天安门广场，他要亲眼看看人民群众的空前壮举。汽车在缓缓行驶，叶剑英的心，与广场上的花山诗海融为了一体，与广场上数不尽的人民群众融为了一体。叶剑英以深情的目光注视着广场上的壮观场面，那高大的花圈和洁白的花朵，是人民群众献给周恩来的心香；那要求实现“四化”的充满激情的词章，是人民群众拥护邓小平全面整顿的呐喊；那犹如匕首、投枪般锐利的诗词，是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怒吼。在这庄严肃穆的天安门广场，在这中国人民内心深处真挚感情爆发的地方，老帅的心被深深地震撼了!也许，就在这个时候，老帅已经下定了决心，坚决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上慰忠魂，下顺民心，写出中华民族历史新的篇章。

中国人民自发的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心声，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意志，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力量。这一切，都使“四人帮”惊恐万状，胆战心惊。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十年间，总是他们在那里盗用“群众运动”的名义，“运动”别人。如今觉醒了的人民群众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起来反对他们了，这怎能不令他们惊慌失措呢?

从1976年3月30日至4月26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先后给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打了24次电话：一是给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定性为反革命性质；二是诬陷邓小平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欲将他们置于死地；三是打击敢于起来与“四人帮”作斗争的群众；四是出谋划策，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加紧制造反革命舆论。

4月5日晚上9时30分，出动1万名民兵、3000名警察和5个营的卫戍部队，带着木棍，封锁了天安门广场，对留在广场的群众进行殴打，并逮捕了一些人。但是，这种镇压却进一步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四人帮”的愤怒。

4月6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部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听取北京市委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汇报，认为群众的行动“是反革命暴乱性质”，并决定继续组织3万名民兵集中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待命，派出9个营的卫戍部队在市区内随时机动。会议还建议北京市委将天安门事件写成材料通报全国，以便各地了解情况，有所准备。毛远新向毛泽东书面报告了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毛泽东表示同意。

4月7日，毛远新两次向毛泽东报告情况。毛泽东同意公开发表《人民日报》记者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所谓“现场报道”和4月5日晚上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听了报告后毛泽东当即表示：“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审议批准。”并说：“由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事性质变了。”毛泽东还提出华国锋任总理。

4月7日下午，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他上午的指示的执行情况，并请示晚上广播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出的两个决议的问题。

在谈到中共中央作出的第一个决议是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的时候，毛泽东补充说：“还要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并写在决议上。”

晚上，中央政治局开会，一致通过了根据毛泽东指示作出的两个决议。

第一个决议是：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第二个决议是：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这两个决议通过一个小时以后，立即以异乎寻常的速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进行了全文广播。第二天，《人民日报》在第一版用大字标题，全文公布了这两个决议。

两个决议的发表，明确说明，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将华国锋作为自己最后选定的接班人。此时的毛泽东已经82岁，年事已高，身体日益衰弱，急于托付后事。1976年2月，毛泽东提议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但没有提出提高华国锋在中共中央的地位，使华国锋只能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代理国务院总理。这表明毛泽东对华国锋还要进行一段时间的观察、考察和考验，才能最后下定决心。

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后的两个月间，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怎么指示，华国锋就怎样照办。这使毛泽东感到华国锋办事可靠，十分放心。在经历了三四月间的天安门广场事件以后，毛泽东终于最后下定了决心，让华国锋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为了巩固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毛泽东采取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举措，即在提名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形成决议以后，又提议在决议上增加“还要任党的第一副主席”。毛泽东的这一决策，使华国锋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并由中共中央正式形成决议，立即公开发表。

这样，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虽然没有宣布，但却是在决议中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毛泽东当时是中共中央主席，而华国锋任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已经成为毛泽东之下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二号人物、中国国务院的第一把手。

过去，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设过中央第一副主席的正式职务名称。刘少奇从1945年中共七大以后，一直到1966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在长达21年的漫长岁月里，长期居于中共中央第二号人物的地位，是仅次于毛泽东的党内第二把手，也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亲自选择的第一个接班人。但刘少奇从1956年到1966年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整整10年，从来没有被毛泽东提议在中央副主席前边加上过“第一”两个字。

显然，毛泽东是希望通过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向国内外明确表示，自己已经选择了华国锋作为接班人。并通过这种异乎寻常的做法，引起人们对原来不太引人注目的华国锋的注意，迅速提高华国锋的威信，尽快巩固华国锋的地位，不断增强华国锋的声望，使华国锋具有法定的身份和特殊的地位。这样，在自己身体不行的时候，华国锋就能够顺利接班。

毛泽东的深谋远虑和用心良苦，由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原作咏芝，后改润芝），笔名子任。湖南湘潭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军事理论的贡献以及对共产党的理论贡献被称为毛泽东思想。被人们尊称为“毛主席”。毛泽东被视为现代世界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时代》杂志也将他评为20世纪最具影响100人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毛泽东认为，我们在掌握全国政权成为执政党以后，任务不是更轻了，而是更重了，不是更单纯了，而是更复杂、更艰巨了。他明确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⑩在严峻的考验和艰巨的任务面前，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既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又要根据执政以后的新情况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就显得非常迫切和重要。只有把党建设好了，才能担当起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