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界上最大政党的“传家宝”，必有其深刻独到的精神伟力和不倦生长的生命活力。“大就要有大的样子”——中国共产党人的“样子”之一，就是始终双脚扎在大地上、始终与人民群众在一起。调查研究是了解情况、科学决策的过程，是推动工作、落实要求的过程，更是联系群众、为民办事的过程。从调查研究里不断获得、不断巩固的，是做好工作的知识、能力，是实事求是的作风、路线，更是对人民的深厚情感，对使命的尽责担当。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呼唤新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待我们续写更为壮丽的伟大篇章。 

站在新征程的起点上，我们庆幸，习　近　平总书记成为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伟大梦想的掌舵者和领航者。　对于“奋斗”有很多新论述，他说，“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奋斗者是精神最为富足的人，也是最懂得幸福、最享受幸福的人；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 

在不同的人生阶段，

我们对于奋斗有着不一样的理解。

在延安时，毛泽东说过，我们党内有五十个真正懂得马列主义的人就行了。王洪文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是经过毛泽东点头的，但这个人并不真懂马列主义，甚至连马列主义的皮毛都不懂，毛泽东对于自己把他选作接班人，是很后悔的。  

毛泽东曾经对他的卫士长李银桥说过，我办事从来不后悔。事实上，他在很多事情上是后悔的。他承认过，他同江青结婚是过于草率了，江青没大过错，不好离婚，而且按照他的身份，这样做影响也不好，只得凑合着过。这是婚姻上的后悔。他对于江青，毛泽东不仅是在婚姻方面后悔，他对于这个人在文革中的行径也是很不满意的。林彪把江青抬了出来，江青是借着林彪的力量从一个无名之辈一下子上升到政治局委员。开始，她与林彪伙在一起，毛泽东要把他们扯开都扯不开。给江青从九级，提到五级，也是林彪干的。连中办主任汪东兴都不知道。以后报告了毛泽东，他很生气，明令把多发的钱都退回去。江青和林彪，是后来才分成两派的。江青等人进入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是九大选的，那次会是两派的权力分配。  毛泽东对江青的所作所为不满意，是越来越严重，不让她插手国务院的人事安排，以至提出了“上海帮”、“四人帮”的批评，为以后中央采取行动，粉碎江青篡党夺权的阴谋，提供了依据。

1936年，毛泽东与贺子珍，拍摄于陕北保安。

自从1928年5月与毛泽东结婚以来，井冈山上，长征途中，陕北延安，她“生孩子实在生怕了，十年生了九胎，现在肚子里又怀孕了”。她的身体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以至于在抗大学习期间竟然晕倒在厕所里。而她执意离开毛泽东，离开延安去苏联治病时，年方28岁。

1937年春，毛泽东与贺子珍，拍摄于延安。也有说法称，该照片是两人最后一次合影。

　　一天，毛泽东在他的办公室里正在批阅文件，李敏跑进来找爸爸了。

　　“你是来看我吗？”毛泽东脸上露出了很高兴的神情，“你学习好吗？还是找我有什么事情？”

　　“爸爸……”李敏站在爸爸面前犹豫着说，“我想妈妈，想去看看她，我离开妈妈都半年多了，我想她……”

　　嘱咐完，毛泽东对女儿说：“你去准备一下吧，想买什么东西送给妈妈，可以告诉你阎叔叔。”

　　李敏离开后，毛泽东又意味深长地对阎长林说：“你告诉贺子珍同志，我身体很好，有些别的事，不必多讲。”

　　阎长林心领神会地回答说：“我知道，我一定按主席说的去办！”

在天津市政府招待所的一个房间里，穿着一身制服的贺子珍有些坐立不安地频频看手表，魂不守舍地等候着女儿的到来。

当她听到门外响起了有人走动的脚步声，立刻急切地去开门。门开处，一位军人和一位女孩子出现了--娇娇来了：“妈妈！爸爸让我来看你，爸爸问你好！”

只这一句话，使得情绪激动的贺子珍眼睛里噙满了泪花，一把拉住女儿的手，搂在怀里说：“你可来了！你知道妈妈多么想你吗？”

扑在妈妈怀抱中的李敏说：“我知道妈妈想我，我也想妈妈。”

贺子珍的眼泪止不住涌出了眼眶，哽咽着说：“我的好女儿，你现在还小，还不知道妈妈是怎样想孩子的，将来你长大了，就知道妈妈想孩子的滋味了……”

李敏抬手为妈妈擦拭脸上的泪水，然后对妈妈介绍说：“是阎叔叔送我来的……”

阎长林近前一步，向贺子珍行了一个军礼：“你好，贺子珍同志！毛主席派我同娇娇一起来看望你，毛主席向你问好呢！”

刚刚止住的眼泪，再一次从贺子珍的眼里夺眶而出：“谢谢……他还好吗？”

阎长林回答：“毛主席身体很好！他还特意嘱咐我告诉你，希望你多保重身体。”

听阎长林这么一说，贺子珍的眼泪更多了……

当天夜里，李敏和妈妈睡在了同一个房间。第二天，在母女俩的谈话中，贺子珍问女儿：“你爸爸的身体真的很好吗？你爸爸身边的人待你怎么样？江青喜欢你吗？”

李敏告诉说：“爸爸的身体真的很好，爸爸请你放心。爸爸身边的人待我都很好，他们都很喜欢我。江青妈妈……”

话说到此，李敏犹豫着不再讲了，贺子珍急切地追问女儿：“江青是不是不喜欢你？”

“也不是……”李敏吞吞吐吐地说，“她总让我穿她的旧衣服，让妹妹穿新衣服……”

贺子珍苦涩地笑了笑：“娇娇，妈妈的好孩子！你是大女儿，应该穿旧衣服；妹妹年岁小，穿几件新衣服是应该的，她妈妈的旧衣服她穿了也不合身……”

“我穿了也不合身……”李敏向妈妈嘟囔说，“都是阿姨给我改了再穿……”

贺子珍再一次教导女儿：“你是姐姐，要懂得多关心和照顾妹妹。你要好好学习，听爸爸和江妈妈的话，这样我才放心……”

说着，贺子珍的眼睛里又含上了泪花，李敏急忙为妈妈擦拭眼泪：“我听妈妈的话，一定好好学习，再不嫌穿旧衣服了……”

夜深人静，李敏在靠里间的床上睡着了。

外间，阎长林同贺子珍对坐在沙发上，两个人一边扇着扇子，一边喝着茶水，一边说话：

“只要他身体好，我也就放心了。”贺子珍深情地说，“小阎，你刚才告诉我那段转战陕北的艰苦生活，还有他用兵如神的战斗经历，确实很感动人……”

阎长林轻声问：“听说你在苏联那几年，情况不是太好？”

“很不好！”贺子珍叹了一口气说，“1946年，幸亏有王稼祥和朱仲丽、罗荣桓和林月琴他们几个人的关心。我从疯人院里被放出来以后，一天也不想再在苏联待下去了，很快跟王稼祥两口子回到了哈尔滨，也听到了一些有关他和陕北的情况，我总是天天担心他的身体，希望他每天都能睡得好，吃得好，多打胜仗……”

阎长林告慰说：“主席的身体比在延安时强多了，虽然在陕北转战时受了不少苦，但总算熬过来了，也胖了，就是工作太忙，睡觉太少。”

贺子珍凄楚地笑了笑：“真是……长征路上，他一直很瘦，那时，他心情不好，受王明、博古一伙人的打击迫害，受了很多、很大的委屈……”话说到此，贺子珍又开始自责起来，“唉，也怪我不懂事，没有从思想上多给他安慰，反而因为一些小事常同他闹别扭，我确实有许多地方对不起他……”

阎长林见贺子珍的眼睛红红的，眼眶里噙满了泪花，急忙宽慰说：“贺大姐千万别这么想，也别这么说……”并继续安慰说，“贺大姐别再难过了，已经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好多了，你应该多保重身体。”

“我真的很后悔”……贺子珍边说边擦拭眼泪，“我离开延安以后，我妹妹贺怡吞了金戒指需要手术，是他代表家属签的字，胃切除了三分之二，总算保住了一条命。还有我母亲到延安，他对我母亲也很好，把自己住的窑洞腾出来让给老人家住，还经常到凤凰山去看望。我母亲去世后，也是他安葬的，后来胡宗南去挖了坟，又是他出了十块银元重新安葬了。这些情况，朱仲丽和王稼祥都对我讲了，我真的很感激他，也更觉得自己对不起他……”

“别再难过了，贺大姐！”阎长林安慰道，“我们已经胜利了，那些苦日子不会再回来了……”

“唉，我有很多后悔的事。”贺子珍难过地说，“本来我和他生了六个儿女，结果丢的丢、死的死，现在只剩下了娇娇这么一个女儿。三个儿子也都是按着岸英、岸青和岸龙的顺序排下来的，岸红、岸军是为了纪念红军，岸国是在苏联生的，也是为了怀念祖国，才给他取名叫岸国，可惜都没能保住。尤其是岸红，还连累刘锡福同志牺牲了……”

阎长林再次安慰说：“这些主席也都很痛心，好在现在全国解放了，只要孩子还在，总有一天会找回来的。”

“哪儿那么容易啊！”贺子珍忧心地说，“这么多年了，当时条件那么艰苦，兵荒马乱的，就连我自己送出去的孩子，到现在让我回想当时的情形我都回想不上来，更何况让别人去找了，那不等于是大海捞针吗？我真担心……”

阎长林也为贺子珍难过，但他又不得不劝慰：“贺大姐，你应该往宽处想，往好处想，多保重身体……”

“我怎么能不想呢？我几乎天天都在想这些事……”话说到此，贺子珍又自我安慰说，“我知道想也没用……全国解放了，革命成功了，我自然高兴，也替他高兴。希望你们这些身边的人，多关心他的生活，多关心他的身体，江青同志有照顾不到的地方，你们这些人多做做……”

“江青同志的身体也不大好。”阎长林告诉说，“自从她1942年患了肺结核，就很少与主席同居。1943年又做了流产手术，死了一个男婴，心疼得她什么似的，精神也受了一定刺激……”并说，“最近，她去苏联检查了一次身体。”

“怎么？”贺子珍一怔，“她身体也这么糟？”

“是妇科病，听说长了瘤子。”

“她也去了苏联？和我当年一样？”

“贺大姐去苏联，是为了治伤。她去苏联，是为了治病。”

“唉，这几年我落后了。”

“贺大姐不要这样讲。”阎长林说，“毛主席是关心你、相信你的。”

“回去替我谢谢他！”贺子珍说，“小阎，岸英、岸青都好吧？兄弟俩终于都回到他爸爸身边，我也就放心了。那些年在苏联，我们在一起过过一段艰苦的日子，他们对娇娇很好，很像两个大哥哥。”

阎长林告诉说：“岸英岸青都很好，岸英回长沙去看望他姥姥了，听说还要给他妈妈上坟……”

贺子珍的眼泪又从眼眶里流了出来：“我没有见过他们的妈妈，牺牲得太早了……”

“我们不谈这些了！”阎长林岔开话题说，“毛主席是很喜欢这几个孩子的，而且岸英已经结婚了。”

“这可太好了！”贺子珍的脸上开始有了笑容，“他们的妈妈在九泉之下有知，也会感到欣慰的。”

“是啊！”阎长林附和道，“岸英很能干，很有出息，中央首长们也都很喜欢他。”

“这就好。”贺子珍说，“希望他是个好接班人……”

正说着，里间屋传出了李敏的呼唤声：“妈妈……”

贺子珍即说：“小阎，今天就谈这些吧，影响你休息了。”

“千万别这么说！”阎长林起身告辞，“贺大姐，你也休息吧！”

1937年春 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延安

江青，这个1914年出生于山东的女孩，1929年就跑到山东实验剧院学戏并投入了新潮，她那时的名字叫李云鹤，长得高高挑挑白白净净。经过漩涡一样旋转的努力，她成了电影演员蓝苹，活跃在上海，主演过名剧《娜拉》。娜拉出走的故事相当符合她当时的心境，她当时就是坚决反对婚姻，大胆追求爱情，既投入又拿得起放得下地前后经历了四五个男人。她还投入左翼文化大潮，卷入共产党的政治，后来因为危险，因为追踪情人，因为感染左翼文化大潮的政治倾向，她于1937年8月跑到了延安。

在进入延安之前，她先到达西安去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接待过她的人中有一位质朴平易的女性，叫邓颖超。邓颖超看到她演戏的一些剧照，曾惊叹地说：“哦，是个电影明星。”江青顺利来到了延安。一到延安，她就知道这个共产党上层特别英俊潇洒、文质彬彬而又干练的周恩来就是西安办事处邓颖超的丈夫。这一点颇刺激了她，也启发了她。在她眼里，邓颖超作为一个女人再普通不过了，居然能够成为共产党第二三号人物的夫人，她目睹了邓颖超在西安办事处受人尊重的地位，那一定和她是周恩来夫人有关。

《芙蓉国》图片: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与江青

正是从那时起，她迅速进入了她自然而然进入的角色：在追求革命的过程中，突出地追求革命领袖。延安绝对不是上海，在这里绝不可能反对婚姻追求爱情。她便将自己全部年轻的热情投向延安最高的领袖、最伟大的男人毛泽东。

毛泽东的第一个夫人杨开慧早已牺牲，第二个夫人和毛泽东感情不和去苏联养病，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一开始她也并没有十分地大胆，因为毛泽东在她心目中还像神一样高大。她追求领袖的念头也是逐步萌发成长起来的，因为她很快就发现，伟大的革命领袖在喜欢漂亮可爱的女人这一点上与其他男人没有差别。从最初想都不敢想，到后来有了追求领袖的想法，再到后来有了行为的冲动和自信，她发现没有几次接触，她已在革命领袖的身边了。

到延安的第二年，她就和毛泽东结了婚。当时倘若不能嫁给毛泽东，她也必然会嫁给其他哪位中共上层领导人物。

跟毛泽东在一起，你必须表现出女人的全部计谋和乖觉。你必须知道什么是他喜欢的，什么是他不喜欢的，什么是他洋洋自得的，什么是容易触怒他的。你要欣赏他的政治，欣赏他的才能，欣赏他的书法，欣赏他的诗词。你要表现得天真无知时时惊叹，你要充满新鲜的崇拜热情，这些都是最能打动他的。遇到他烦躁的时候，你要由着他发脾气，心甘情愿地当他的出气筒。谁能真正成为他的出气筒，谁就是他最亲近的人。当他雷霆大怒发作时，你只能小心地稍做顶撞，绝不可过于顶撞，随后就要委屈垂头沉默，坐在一边流泪。在他继续发怒摔打东西时，你要一声不响地蹲下身，把他扔在地上的书本纸张一本一本、一页一页捡起来。那时候，他还叉着腰气呼呼地瞪着你发作着，你要止住自己的眼泪，将捡起的书本纸张一点点理好放在案头，然后躲到一边去，听任他继续发作脾气的尾声。

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当那边屋子里又响起烦躁的踱步声和拍打桌上的书籍纸张声时，你便低眉顺眼地轻轻走到门口。领袖这时会气呼呼地站住，训斥道：“你跑到哪里去了？”你就要说：“我怕你见我烦，躲开了。你现在要我做什么？”领袖会一屁股将他魁梧的身躯坐到椅子上，怒气未息地不理你，还会说：“不需要你做什么。”这时你绝不可再离开，而要在门口静静地靠一会儿，然后恭敬地、小心翼翼地走过去，站在他背后轻轻给他捶肩膀捶背。领袖经常熬夜批阅文件，容易肩背酸痛。你捶了几下之后，领袖就会不耐烦地挥一下手：“不用你捶。”你便停住手，然后一动不动，等对方把跷起的二郎腿放下，再换另一条腿时，你便尝试着再给他捶起来。

这时，他似乎余怒未息地、不耐烦地接受着。你便继续捶，然后开始给他捏拿肩膀。又过了较长的时间，领袖就会叹息着举起大手，拍一下面前的桌子：“你怎么这么混？”这时你就可以哭了，而且不妨哭得厉害一些，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哽咽起来。

这时领袖也会出现罕见的温存，他会站起来走到脸盆架那里，拿起毛巾走过来，塞到你手里说：“不是英雄不落泪，好啦，我们的英雄。泪落得多了，要成林黛玉的。”这时你就该破涕为笑，然后把头抵在领袖宽大的胸脯上捶捶他。领袖也会拍拍你的背：“好啦，烟消云散。以斗争求团结，团结存。”然后，领袖可能就会坐下来伏案写东西，你就可以为他研墨、削铅笔、整理纸张。也可能领袖会坐下来抠脚趾，你就端盆水来给他洗脚。领袖会说：“我会自力更生。”你就要说：“请给我一个痛改前非的机会。”再后来，就会出现一个很恩爱的夜晚。

一瞬间流烟飞云般掠过这些回想，江青止不住在心中微微叹了口气，而这心绪在她的形体上也有流露，周恩来笑着说：“我们的江青同志在感叹什么事呢？”车一路北上，过了甘家口、百万庄，迎面丁字路口是动物园花岗石砌就的围墙。车队在这里左拐，再右拐北上。江青一指围墙说道：“文化大革命现在还没有发展开，以后连这围墙上都贴满大字报才声势浩大。”周恩来点点头：“会发展壮大的，不过交通要道、马路两边最好不要贴大字报，那样司机开车注意力不集中，会出事故的。”说着，他显得很愉快地笑了。周恩来的笑声很浑厚，他的身材不算高大，然而他的浓浓的剑眉、炯炯有神的眼睛、浑厚的声音还有那独特的端着左臂的站立姿势，都显出一个男人的伟岸。

思绪飘浮中，毛泽东的形象又在眼前矗立起来。事业、思想和权力是男人最好的装饰，就这一点来讲，江青从来感到自尊心的满足。她毕竟成为了中国最伟大人物的妻子，作为一个女人，她在这一点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正因为如此，她可以居高临下地打量一切男人，也以同样优越的目光打量一切女人。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崇拜毛泽东的伟大时，她就有了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特别是看到一些十分了不起的男人在毛泽东面前俯首帖耳时，作为毛泽东的妻子，她的骄傲油然而生。她甚至从心底里轻视他们，这种轻视当这些男人对她表示轻视时尤为加倍。

《芙蓉国》图片:(左起)叶剑英、王江文、江青、周恩来

她知道，共产党上层大多数元老不把她放在眼里，从延安和毛泽东结婚时起，他们就搞了个“约法三章”：限定她在贺子珍未和毛泽东正式离婚前不得以夫人自居；限制她只能在生活中照料毛泽东；限制她永远不可干预政治。毛泽东为了不得罪他的同僚，接受了这个“约法三章”。而她为了得到毛泽东，根本没有其他选择的可能。在延安时，不管毛泽东的窑洞里来了谁，刘少奇、彭德怀、朱德，她只是端茶倒水拿烟，完了之后，便悄无声息地退到自己的房间里。

她至今记得，有一次一些人坐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吞烟吐雾地谈话，窑洞三间相连，进门中间是堂屋，堂屋右手一门连通毛泽东的房间，左手就是江青的房间。江青原本已经沏茶倒水拿烟完毕，退回自己的房间，忽然想到自己正在看的一本《共产党宣言》放在毛泽东的房间里，便谨小慎微地走过去，穿过团团就座的人，去窗台上拿那本小册子。当时作为总司令的朱德正坐在一张椅子上和毛泽东谈着什么，这时抬起眼，用非常不信任的目光看了她一眼。虽然那只是一眼，却让江青感到浑身发冷。朱德那眼白眼黑分明的眼睛至今还刺着她，令她终身难忘。在随后这些年中，这样的目光她还经常遇到。那天从毛泽东的屋里拿回《共产党宣言》之后，她坐在自己的屋里，手摸着《共产党宣言》，两眼直直地喘了半天气。当她隔着桌子从窗台上拿到书转过身时，发现不仅是朱德，其他几位领导也都用类似的目光看着她，她的出现显然使谈话暂时停顿，表明了他们对她共同的排斥。

进了中南海以后，她也经常遇到类似的事情。

有一回，外交部长陈毅来看毛泽东，她在中南海住所的门口迎候，并非常亲热礼貌地微笑着告诉他：“主席在里面等你。”陈毅却只是点点头表示知道了，便径直迈着大步走了进去。当时陈毅那不拿她当回事的傲慢样子真让她恨得咬牙切齿。看着陈毅那肩背滚圆的身影，她似乎下了一个决心。在这个世界上，伤害别人的人都记不住自己伤害别人的历史，而被伤害的人却永远不会忘记一切。在这些年中她心头积满了这样的目光、这样的面孔、这样的背影，现在，历史的讲台终于轮到她了。

毛泽东的面孔又浮现在面前。那张面孔后来也变得有些不耐烦，他经常坐在沙发上用冷淡的目光看看自己。每当这时，她就会非常酸楚地回想起延安时期那段虽然不时有雷霆大怒却还亲热的经历。她知道，爱情的最大敌人是厌倦。在这方面，她面临的是不平等待遇。毛泽东有厌倦她的权利，她却没有厌倦毛泽东的权利。每当这时，她就敌视有可能和毛泽东接触的一切女性。那些在毛泽东身边照顾起居的小护士尤其是她嫉恨的对象。她们能够成天围绕在毛泽东身边，而她见到毛泽东的机会却越来越少。她眼前浮现出毛泽东的小护士李秀芝，她那和和善善恭恭顺顺的小样，想必在毛泽东看来更顺眼得多。想当初李秀芝刚进中南海时，还需要自己对她的指点，介绍主席的生活习性，那时李秀芝是何等地小心，何等地恭顺！现在不同了，自己要见毛泽东还要通过她的安排。她只能忍气吞声，因为她面对的是领袖的权力。在这个世界上，她的全部生存地位都取决于她和毛泽东的关系。毛泽东可以决定她的一切，她却没有丝毫违抗的可能，“顺者昌，逆者亡”这句古话用在这里非常合适。

她要更加打磨自己的秉性。她要学会沉住气。她要仔细观察和体会毛泽东的所思所想。她要迎合他的一丝一缕的意图。他不允许自己干预政治，然而事在人为。她从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入手，抓动态，搞京剧改革，开座谈会。这样做了，她就多了一点见到毛泽东的机会，毛泽东那冷淡的、不耐烦的目光也变得平和一些了。当她跑到上海与张春桥、姚文元炮制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她和毛泽东的联系进入了比较热线的状态。没有人知道她心头的辛酸苦辣，也没有人知道她比任何人都更敌视、也更仰视和惧怕毛泽东的权威。当她终于在政治上迎合了领袖的需要时，她再一次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意义。她从这里获得的成就感、兴奋感和陶醉感，超过延安时期与毛泽东结婚。

在延安，一步登天成为毛泽东的夫人，使她几乎得罪了延安的全部男人和女人。她不在乎，她从来都是直扑最高目标。今天，她再一次出现在毛泽东身边，已经是今非昔比了，哪怕得罪北京的、中南海的全部男人和女人她都无所顾忌。她顾不过来，她依然是直扑最高目标。她从15岁开始学戏，知道任何人在生活中都是演员。生活的才能就是表演的才能，政治生活的才能就是政治表演的才能。

我们可以从中了解毛泽东对江青态度的演变过程。

而对江青态度的变化，也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折射出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变化。

毛泽东对江青态度的演变过程

毛泽东与江青之间还是有感情的，亲情的纽带始终没有彻底切断过。毛泽东一直到生命终结之前，始终还是挂念江青的。

而江青对毛泽东，也绝不是像有人在书中说的：“毛泽东主席去世，江青毫无悲痛，竟末流一滴眼泪。”江青的秘书杨银禄在《江青的亲情世界》一文中，引述姚文元亲见：“她头发散乱，神情慌张，进门便扑在主席遗体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其悲痛之状，催人泪下。”这个情况应该是可信的。

关于江青到延安第一次见毛泽东的情形，世间有种种传闻，在叶永烈所著的《江青传》有说明。

江青扮演的桂英一角，不论唱白、身段、台风、神韵都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毛主席和其他首长观看了这场精彩纷呈的演出。演出结束，江青率先和众多演员拥到台口，向热烈鼓掌的首长和广大观众致谢。

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第一，那时江青在延安相当活跃，主演过京剧、话剧；第二，毛泽东向来对戏剧很有兴趣，他看过江青演出的戏剧。还有人说，是江青听毛泽东的报告，故作认真，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敬仰爱慕毛泽东的女青年不少，以毛泽东的情况，不可能选一个各方面都糟糕，如某些文章说的那样一无是处的女人作妻子。  那时江青长得还是比较出众，头发乌黑浓密，系一根发带，发带前蓬松着一抹留海，发带后面，曾经留过辫子，曾经让头发像瀑布一样披挂到肩际，眉毛弯弯的，眼睛大而有神，鼻子挺秀，嘴巴稍稍有些大，但是抿紧了嘴唇的时候还是别有一番动人之处。她会唱戏，现在不少文章说她是三流演员。但在延安，在陕北，我们那时把她当明星看待。她唱戏唱得好，她表演的《打渔杀家》，中央首长很喜欢，毛泽东也喜欢。她字写得好，也能写文章，特别是楷书写得好。江青喜欢骑烈马，驯烈马，越凶越爱骑。江青不爱打枪，爱打扑克，织毛线，她织毛衣织得很好，能织出各种花样，会剪裁衣服，自己动手做，做得很漂亮。  那时，她比较能接近群众，给工作人员剪头发，讲点文化科学知识，教教针线活等。行军路上能搞点小鼓励，有时还给大家出谜语。有个谜语如今我还记得清：“日行千里不出房，有文有武有君王，亲生儿子不同姓，恩爱夫妻不同床。”谜底是“唱戏”。江青喜欢打扮，也会打扮。转战陕北期间，她不再长发披肩，梳成两条辫子，在脑后蛊成一个髻，在女同志中，她总是显得比较出众，女青年喜欢叫她帮助梳妆，她也乐于帮助别的女孩子，毕竟是一种荣誉。  她在冬天穿军装时候多一些。有时也穿蓝色棉衣，剪裁合体，总要显出身段才行。夏天喜欢穿翻领列宁装，带卡腰。她满意自己的皮肤白晰，腰肢苗条，她乐意暴露自己的优点。江青在表现她的种种优点之处的同时，也不断的暴露出她品质和性格上的缺点和弱点，她的骄傲，她的爱出风头，她的顽强表现自我，总想高居人之上的欲望，她从来不会替别人想一想的极端个人主义......李银桥跟江青有过长期的接触，他对她的观察，评价，是比较中肯的。笔者在访问徐明清时，她也说：“人是会变的。江青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最初，她在俞启威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走过一段革命的道路。她到上海以后，在晨更工学团里工作，表现也还是可以的。但是，她后来进入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明显地表现出争名夺利，爱出风头，生活作风乱七八糟，等等。......后来，随着地位的变化，她越走越远，以至篡党夺权，成了‘四人帮'的头子，成了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成了历史的罪人。”  1938年4月10日，当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之后，江青调到那里，担任戏剧系指导员，该系负责人为张庚，助理员黄乃一，编剧王震之，教员钟敬之、左明、崔嵬。  1938年8月，江青得到重要的调令，即调她到军委办公室当秘书，实际上也就是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对于江青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与毛泽东结婚 承受“约法三章”

    　　尽管中共中央同意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但中共中央依然认为有必要对江青“约法三章”，以便明确其在党内的地位。内容如下： 

   　　第一，毛、贺的夫妻关系尚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同志的私人生活与事务，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这个“约法三章”来自王若飞的笔记本。因国民党军队一九四七年进入延安时获得后公开。王是当年中共中央秘书长，他记下的这个会议记录是可信的。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9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共22条。

建国初期

  　　1949年进北京以后，毛泽东与江青矛盾显著增多，开始出现较深的裂痕，用一位卫士的话说：“他们吃不到一起，住不到一起，行不到一起，更谈不到一起。”

  　　卫士揭秘：“四个合不来”不能完全怪江青  　　毛泽东建国后一直粗茶淡饭，不讲究饮食和营养，而且吃饭不定时，工作忙起来常忘掉按时进餐，而江青进京后生活日益考究，讲究营养和味道，按时进餐，保持健康，这样两人就很少能吃到一起了。

  　　毛泽东一直保持战争年代养成的夜间工作的习惯，黑白颠倒；而江青因身体不好，早睡不熬夜，也就很难住到一起了。不过一直到60年代初，他们还都是住在一套院子里。毛泽东外出视察，都是工厂、农村和重要部门，而这个时候江青则以治疗疗养为名，4次去苏联，有时一住几个月，回国后又不断巡回于各大城市如上海、杭州、广州和著名风景区之间，因此，同行的机会也就不多了。

  　　至于谈不拢，按照江青的说法是，毛泽东“他这个人是很寡言的，话不多。有时谈起来，多数都是谈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国内，海阔天空”。就是说，很少谈私生活和感情问题。而毛泽东对卫士长说的话层次似乎更深一些。毛泽东认为，“江青使我背了个政治包袱”，“江青这个人，谁跟她也搞不到一起”，“她一来了我什么事也搞不成。她这个人到哪儿哪儿扫兴”。当然这个话也可能是毛泽东不高兴时说的，也有点极而言之的味道。

  　　客观地说，这“四个合不来”并不能完全怪江青。从江青的角度说，据卫士们观察，“她很注意关心毛泽东，揣摩毛泽东，迎合取悦于毛泽东”，“希望能讨毛泽东的欢心，希望他能与她协调一致”，“她有时心里有想法，并不说，而是希望毛泽东能够理解，能够先说，如果经历多次，毛泽东仍不有所表示，她才会按捺不住地爆发，甚至又哭又闹”。这些描述应该说是可信的。恐怕年龄的差异和生活经历的不同，也是重要的因素。建国时，江青年方35岁，而毛泽东已56岁，开始向老年期过渡。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已是73岁的老人，而江青才52岁。21岁的过大年龄差异当然不是夫妻生活中绝对不能相容的，但也是不容忽视的。

  　　江青关心毛泽东：看他太累就陪他打麻将

  　　建国初期，江青还是比较关心毛泽东的。据卫士回忆，江青看到毛泽东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十分疲倦，就设法让孩子们拉他出去散步，或者自己和卫士们陪他打一下麻将。有时，她让毛泽东去看电影，他不愿意去，江青就说：“看一看吧，你不看，小鬼们也看不上。”毛泽东听了，就去看电影了。

  　　不过，毛泽东与江青生活经历不同，生活品位、生活习惯和政治修养也不一样。1956年，毛泽东已62岁，依旧爱吃红烧肉。江青考虑主席的年纪大了，肥肉吃多了不好，胆固醇高，容易造成血管硬化，出现血栓，不让厨师再做了。卫士们也有同样的想法。毛泽东没吃到红烧肉，很生气，等弄明原因后说：“我吃饭不要她管，今后我吃我的，她吃她的，就这么办了。”从此，两口子虽仍在一个餐桌上用餐，但各人是各人的菜。不过，厨师端上为毛泽东做的菜，江青仍坚持夹几片尝尝，看做得好不好。而江青的菜，毛泽东从不动一筷子。他就是这么倔。

“文革”期间

  　　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可以证明，「毛泽东并非“文革”初期就厌恶江青」。我们很多人都看到了，当时（指“文革”初期）江青主要住钓鱼台，下午只要不开会，她几乎每天都要去看毛主席，即到毛主席那里去。我还说，江青去看毛主席，或到毛主席那里去，和别人（包括周总理）不同，因为她是回家啊。至于毛泽东不让江青到他那里去，有些厌恶见她，那是70年代以后的事情。据汪东兴告诉我们，到1970年代，即“文革”进行好几年后，毛主席觉得江青经常来看他，对他的休息和工作是一种打扰，不愿意让她来。（阎长贵语）

  　　江青是毛泽东搞“文革”的铁杆支持者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韶山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一封信。那个时候，毛泽东对江青比较信任，认为她在发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有功一开始，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还是比较困难的。许多老干部对此不理解，刘少奇、邓小平等在第一线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有不同意见。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说，中央有“镇压群众”、“围剿革命派”的问题，才说中宣部是“阎王殿”，“文化大革命”初期才会有所谓“造反派”与“保守派”之分。毛泽东要冲破这重重阻力而把“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是不容易的，他需要有人支持。而这个时候，江青成为搞“文化大革命”的铁杆支持者。当时，江青利用自己的工作便利，经常向毛泽东汇报文艺界的情况。这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从文学艺术界入手，是与江青经常向他汇报文艺界的“问题”分不开的。江青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去世时江青痛哭：医生 你们快救救主席

  　　在我看来，江青对毛主席一直都很崇拜、尊重并充满感情。她给毛主席写信、谈话或在会议上发言，从来不称呼“毛泽东”或“润之”，总是称呼“主席主席”的。她经常说：“我是主席的学生、哨兵。”“文革”期间，每年的12月26日（毛主席的生日），她从未忘记。那天精神也特别好，非常兴奋，主动邀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同她一起吃长寿面，并对大家说：“咱们一起祝主席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叶永烈在《江青画传》一书中写道：“9月8日子夜，毛泽东气息微弱。当9月9日零时刚过，才10分钟，毛泽东停止了呼吸。张玉凤奔出主席卧室，疾步走向毛主席书房，向守候在那里的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报告噩耗。不过一箭之遥的江青，得到报告，马上奔了过来。后来，姚文元曾经这样描述他在现场的所见：“她头发散乱，神情慌张，进门便扑在主席遗体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医生啊！你们快救救主席呵！你们为什么不救救他呀！’她嗓子都哑了，仍不肯离去。其悲痛之状，催人泪下。

　　与毛泽东遗体告别，左一为张玉凤（资料图）

　　姚文元所述应该是真实的。不管怎么说，江青跟毛泽东从1938年结合，到1976年毕竟有着38年的夫妻感情。”杨银禄认为，叶永烈的话说得很到位。[节选自：杨银禄《江青的亲情世界》]

江青被捕后，在身体日趋虚弱的时候更常常想起主席。她身边放着主席的手迹，衣服上别着主席的像章，床头上放着一张与毛主席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杨银禄语）

  　　江青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主席，我爱你！

  　　1991年3月15日，江青在北京酒仙桥的住处高烧不退，随即被送进公安医院。与其他病人一样，江青要填写住院单。她在住院单上写的名字是“李润青”。“润”是毛泽东早年使用的字，“李”是江青的姓，“青”则是江青的“青”，这表明了她对自己和毛泽东婚姻的怀念之情。

  　　江青常常想起毛泽东。她的枕边保存着毛的手迹。在衣服上别着毛的像章，床头柜上放着一张她与毛泽东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每天清晨，当新的一天开始时，她都要背诵毛的诗词或阅读毛的《选集》。清明节到来的时候，她曾要求去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同时要求允许李讷带一卷白纸到公安医院来，她可以给毛做一个花圈。但她的这两项要求遭到了拒绝。

  　　江青死前一天，也就是1991年5月13日晚上，她曾在一张《人民日报》的头版一个位置潦草地写了一句话：“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还在这张报纸上认真地写道：“主席，我爱你！您的学生和战士来看您来了。江青字”。这是她在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毛泽东与江青的合影

她的一生可以分作几个阶段。30年代，她是革命的爱国进步青年。她1933年入党，到上海找党组织，不是为出名;她在上海演《娜拉》，一炮走红，后来又演了一些左翼的作品;抗战爆发后，上海的文艺青年，一部分去了重庆，一部分去了延安，江青选择了延安，说明她当时是有革命理想的。美国作家特里尔写了一本《江青全传》，说“30年代是江青的黄金时代”。客观地历史地讲，这个时期的江青是值得肯定的。

江青30年代的朋友郁风(著名画家)说过一段话：“我当时认为江青是个很有希望的好演员。她确实想用功演好戏，甚至对电影兴趣也不大，只是一心一意要在舞台上大显身手。虽然她是属于那种底子不厚却心比天高的女子，但我敢说她绝对没有想到日后会把整个中国当作大舞台”；“许多30年代知道蓝苹的人，后来谈到或写到江青，都是说她很早就是个野心勃勃的女人，说实话，我可没看出来。也许作为一个女人的原始性格的某些特点，如虚荣、泼辣、逞强、叛逆，始终存在于她的血液中。但是，蓝苹远远不是江青。从蓝苹到江青，从1939年成为毛夫人直到成为文革小组组长、旗手，有个过程”。郁风这段话很好，我想很多人都会认同这个说法，既客观，符合实际，又深刻，入木三分，是知情人的真知酌见。

江青两任秘书说 不能丑化 妖魔化江青

毛泽东和江青结婚，要以平常心看待。在30年代，毛泽东是革命领袖，江青是革命的进步青年，两者结合未尝不可。在40年代，大家都公认江青比较贤惠，是个出色的家庭主妇，对毛泽东的生活照顾得很好。1947年转战陕北时，她跟随毛主席在一起，在中央领导人的夫人中她是唯一的，这是很不错的。

50年代，江青疾病缠身，1949到1957年，她四次去苏联看病。尽管从1956年起，周总理提名江青为毛主席五大秘书之一，是副部级干部，大概由于毛泽东本人对她的限制，江青对政治干预较少。但是毛泽东赞扬江青政治上很敏锐，对他有帮助。

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上上下下确实有好多人反对，认为江青是演员出身，历史复杂，毛泽东和她结婚有损党和领袖的形象。毛泽东不顾这些反对。关于“约法三章”，当时的总书记张闻天、张闻天的夫人刘英、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他们都是知情人，他们的书和文章中都一直没谈过。我也问过汪东兴、张耀祠，他们都说没听说过“约法三章”，他们说恐怕不是中央对江青有什么限制，而是毛泽东本人对江青有什么限制。

在这个问题上杨尚昆的话是很有权威的。他不止一次否认这件事。1986年，杨尚昆跟张闻天传记组的人谈话说：“过去有个传闻，说江青同毛主席结婚时，中央有一个决定，不让她参加政治活动。实际上根本没有这件事，第一中央不可能通过这么一个东西；还有一个旁证，两年前我曾问过陈云，我说那时你在延安既是组织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你知不知道这件事?他说根本没有那回事。”

江青起来是在60年代。“大跃进”后，毛泽东和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产生了分歧，这时毛泽东在政治上开始转向信任江青，让江青发挥作用。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大背景下，江青涉足文艺领域，搞京剧改革。陈伯达后来说过，“文革”是从京剧革命开始的。这句话固然有吹捧江青的成分，但仔细分析，也不无道理。从那以后，江青从九级干部上升为重要的中央领导人。

江青的权力是谁给的?不能说是人民给的吧。把“文革”的责任都推给江青以及林彪，他们两人也担不起来。“文革”中，所有政治局委员都有一份行政工作，唯独江青没有。毛泽东开始并不愿家里人进中央委员会，更不用说进政治局了。

198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以反革命集团首犯判处江青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江青、陈伯达、康生

从建国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有批评，也有支持，但无意让她在中国政治舞台中扮演某种角色

江青

1949年10月1日，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江青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一夫人”。然而，江青并不满足于仅仅照顾毛泽东的生活，她要在更大的程度上涉足政治。1950年1月1日，江青致电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要求到新区“看一看”。4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并转江青：“一月一日来电悉。同意你到新区看一看，但须得少奇同志同意。如果他同意的话，则应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的名义，由中央组织部写介绍信给新区党的组织。因此，还须和廖鲁言同志谈好，并得到他的同意。到新区后注意只收集材料，不发表意见，并须顾到不要给当地党政以较多的麻烦。”从这则电文中可以看出，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对江青的要求是极其严格的。四年之后对“游泳池问题”的处理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1954年，江青擅自提议给毛泽东修建游泳池，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无奈之下，江青于4月20日写信给毛泽东，对自己的行为作了检讨

　　当然，这一时期江青的某些行为也曾获得毛泽东的赞许和支持。1951年夏，江青参加了由文化部、《人民日报》社组织的武训历史调查团，并参与起草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该文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亲笔作了15处重要修改，并在《人民日报》发表。可以肯定，毛泽东对江青在建国后第一场声势浩大的大批判运动中的作为是满意的。但是江青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提拔重用。

江青与丈夫毛泽东同看一张报纸（资料图）

　　延安时期

　　江青1937年8月奔赴延安，次年11月24岁的江青和45岁的毛泽东结婚，1947年3月随中共中央离开延安，转战陕北。在延安十年间，她和毛泽东一起经历了情投意合的恋爱，以及惊天动地的婚姻。

　　江青是个“善解人意”的好妻子

　　江青虽说连高小都没有毕业，但是在上海演艺圈里刻苦学习，懂得文学，有文化修养。她跟毛泽东的共同爱好是京剧。她当时在延安演《打渔杀家》中的萧桂英，深得毛泽东喜欢。闲暇时，那架老式的留声机就在窑洞里唱了起来。知道毛泽东喜欢京剧，投其所好，她在延安搜集一批京剧唱片，毛泽东听得入神，有时用脚拍打着地砖，打着节拍，有时嘴里也哼哼几句。江青在这时候也就唱起京剧来。

　　那时候，毛泽东的窑洞里客人很多，江青给客人沏了茶，就退出了，绝不在旁边插嘴。来了外国记者或者国民党统治区的客人，江青规避不露面。有的时候，毛泽东也要她出来一下，亮个相，她也只是握个手，点个头，递上一盘花生米或者陕北红枣，就走开了。她显得很腼腆，如同一个大姑娘。

　　江青在延安时的骑马照（资料图）

　　●为跟毛泽东谈恋爱，学会了骑马和驯马

　　●毛泽东喜欢读《红楼梦》，她也就钻研《红楼梦》，后来能够对《红楼梦》进行种种评论，甚至自称是“半个红学家”

　　●模仿“毛体”，帮毛泽东抄写文章，后来几乎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

　　●为毛泽东生育一女，一次痛苦的人流之后再无生育能力

　　江青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资料图）

与毛泽东结婚承受“约法三章”

　　尽管中共中央同意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但中共中央依然认为有必要对江青“约法三章”，以便明确其在党内的地位。内容如下：

　　第一，毛、贺的夫妻关系尚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同志的私人生活与事务，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这个“约法三章”来自王若飞的笔记本。因国民党军队一九四七年进入延安时获得后公开。王是当年中共中央秘书长，他记下的这个会议记录是可信的。

　　江青与家人：左起毛泽东、江青、李讷、李云露、王博文（资料图）

毛泽东和李敏、李讷在香山（资料图）

　　建国初期

　　1949年进北京以后，毛泽东与江青矛盾显著增多，开始出现较深的裂痕，用一位卫士的话说：“他们吃不到一起，住不到一起，行不到一起，更谈不到一起。”

　　卫士揭秘：“四个合不来”不能完全怪江青

　　毛泽东建国后一直粗茶淡饭，不讲究饮食和营养，而且吃饭不定时，工作忙起来常忘掉按时进餐，而江青进京后生活日益考究，讲究营养和味道，按时进餐，保持健康，这样两人就很少能吃到一起了。

　　毛泽东一直保持战争年代养成的夜间工作的习惯，黑白颠倒；而江青因身体不好，早睡不熬夜，也就很难住到一起了。不过一直到60年代初，他们还都是住在一套院子里。毛泽东外出视察，都是工厂、农村和重要部门，而这个时候江青则以治疗疗养为名，4次去苏联，有时一住几个月，回国后又不断巡回于各大城市如上海、杭州、广州和著名风景区之间，因此，同行的机会也就不多了。

　　至于谈不拢，按照江青的说法是，毛泽东“他这个人是很寡言的，话不多。有时谈起来，多数都是谈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国内，海阔天空”。就是说，很少谈私生活和感情问题。而毛泽东对卫士长说的话层次似乎更深一些。毛泽东认为，“江青使我背了个政治包袱”，“江青这个人，谁跟她也搞不到一起”，“她一来了我什么事也搞不成。她这个人到哪儿哪儿扫兴”。当然这个话也可能是毛泽东不高兴时说的，也有点极而言之的味道。

　　客观地说，这“四个合不来”并不能完全怪江青。从江青的角度说，据卫士们观察，“她很注意关心毛泽东，揣摩毛泽东，迎合取悦于毛泽东”，“希望能讨毛泽东的欢心，希望他能与她协调一致”，“她有时心里有想法，并不说，而是希望毛泽东能够理解，能够先说，如果经历多次，毛泽东仍不有所表示，她才会按捺不住地爆发，甚至又哭又闹”。这些描述应该说是可信的。恐怕年龄的差异和生活经历的不同，也是重要的因素。建国时，江青年方35岁，而毛泽东已56岁，开始向老年期过渡。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已是73岁的老人，而江青才52岁。21岁的过大年龄差异当然不是夫妻生活中绝对不能相容的，但也是不容忽视的。

　　江青和毛泽东在一起（资料图）

　　江青关心毛泽东：看他太累就陪他打麻将

　　建国初期，江青还是比较关心毛泽东的。据卫士回忆，江青看到毛泽东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十分疲倦，就设法让孩子们拉他出去散步，或者自己和卫士们陪他打一下麻将。有时，她让毛泽东去看电影，他不愿意去，江青就说：“看一看吧，你不看，小鬼们也看不上。”毛泽东听了，就去看电影了。

　　不过，毛泽东与江青生活经历不同，生活品位、生活习惯和政治修养也不一样。1956年，毛泽东已62岁，依旧爱吃红烧肉。江青考虑主席的年纪大了，肥肉吃多了不好，胆固醇高，容易造成血管硬化，出现血栓，不让厨师再做了。卫士们也有同样的想法。毛泽东没吃到红烧肉，很生气，等弄明原因后说：“我吃饭不要她管，今后我吃我的，她吃她的，就这么办了。”从此，两口子虽仍在一个餐桌上用餐，但各人是各人的菜。不过，厨师端上为毛泽东做的菜，江青仍坚持夹几片尝尝，看做得好不好。而江青的菜，毛泽东从不动一筷子。他就是这么倔。

“文革”期间

　　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可以证明，「毛泽东并非“文革”初期就厌恶江青」。我们很多人都看到了，当时（指“文革”初期）江青主要住钓鱼台，下午只要不开会，她几乎每天都要去看毛主席，即到毛主席那里去。我还说，江青去看毛主席，或到毛主席那里去，和别人（包括周总理）不同，因为她是回家啊。至于毛泽东不让江青到他那里去，有些厌恶见她，那是70年代以后的事情。据汪东兴告诉我们，到1970年代，即“文革”进行好几年后，毛主席觉得江青经常来看他，对他的休息和工作是一种打扰，不愿意让她来。（阎长贵语）

　　江青是毛泽东搞“文革”的铁杆支持者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韶山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一封信。那个时候，毛泽东对江青比较信任，认为她在发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有功一开始，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还是比较困难的。许多老干部对此不理解，刘少奇、邓小平等在第一线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有不同意见。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说，中央有“镇压群众”、“围剿革命派”的问题，才说中宣部是“阎王殿”，“文化大革命”初期才会有所谓“造反派”与“保守派”之分。毛泽东要冲破这重重阻力而把“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是不容易的，他需要有人支持。而这个时候，江青成为搞“文化大革命”的铁杆支持者。当时，江青利用自己的工作便利，经常向毛泽东汇报文艺界的情况。这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从文学艺术界入手，是与江青经常向他汇报文艺界的“问题”分不开的。江青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与毛泽东遗体告别，左一为张玉凤（资料图）

　　毛泽东去世时江青痛哭：医生你们快救救主席

　　在我看来，江青对毛主席一直都很崇拜、尊重并充满感情。她给毛主席写信、谈话或在会议上发言，从来不称呼“毛泽东”或“润之”，总是称呼“主席主席”的。她经常说：“我是主席的学生、哨兵。”“文革”期间，每年的12月26日（毛主席的生日），她从未忘记。那天精神也特别好，非常兴奋，主动邀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同她一起吃长寿面，并对大家说：“咱们一起祝主席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叶永烈在《江青画传》一书中写道：“9月8日子夜，毛泽东气息微弱。当9月9日零时刚过，才10分钟，毛泽东停止了呼吸。张玉凤奔出主席卧室，疾步走向毛主席书房，向守候在那里的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报告噩耗。不过一箭之遥的江青，得到报告，马上奔了过来。后来，姚文元曾经这样描述他在现场的所见：“她头发散乱，神情慌张，进门便扑在主席遗体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医生啊！你们快救救主席呵！你们为什么不救救他呀！’她嗓子都哑了，仍不肯离去。其悲痛之状，催人泪下。姚文元所述应该是真实的。不管怎么说，江青跟毛泽东从1938年结合，到1976年毕竟有着38年的夫妻感情。”杨银禄认为，叶永烈的话说得很到位。

　　临死以前

　　江青被捕后，在身体日趋虚弱的时候更常常想起主席。她身边放着主席的手迹，衣服上别着主席的像章，床头上放着一张与毛主席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杨银禄语）

　　江青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主席，我爱你！

　　1991年3月15日，江青在北京酒仙桥的住处高烧不退，随即被送进公安医院。与其他病人一样，江青要填写住院单。她在住院单上写的名字是“李润青”。“润”是毛泽东早年使用的字，“李”是江青的姓，“青”则是江青的“青”，这表明了她对自己和毛泽东婚姻的怀念之情。

　　江青常常想起毛泽东。她的枕边保存着毛的手迹。在衣服上别着毛的像章，床头柜上放着一张她与毛泽东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每天清晨，当新的一天开始时，她都要背诵毛的诗词或阅读毛的《选集》。清明节到来的时候，她曾要求去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同时要求允许李讷带一卷白纸到公安医院来，她可以给毛做一个花圈。但她的这两项要求遭到了拒绝。

　　江青死前一天，也就是1991年5月13日晚上，她曾在一张《人民日报》的头版一个位置潦草地写了一句话：“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还在这张报纸上认真地写道：“主席，我爱你！您的学生和战士来看您来了。江青字”。这是她在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晚年江青（资料图）

　　最早报道江青自杀身亡的是1991年6月1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说来自北京的消息，“江青上吊自杀”。《时代》没有透露消息的来源。消息还说，江青自杀是因为“不愿忍受咽喉癌的痛苦折磨”。

　　日本《文艺春秋》周刊发表了江青的所谓“绝命书”：

　　“毛主席领导人民经过二十多年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取得革命胜利。现在被邓小平、彭真、杨尚昆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吞并了领导权。主席除刘未除邓，后患无穷，国祸民殃。主席，你的学生和战友来见你了！”

江青     

　　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批评减少，政治上的关心指导增多转

　　1958年到1963年，是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从《文稿》中我们可以看到涉及江青的内容陡然增多，这一时期涉及江青的文稿多达21篇。在所有21篇文稿中，有19篇是转给江青材料的批示。比如，1958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一本刊有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的《红旗》杂志封面上批示：“江青，陆定一的文章极好，必须看，至少看两遍”。

　　1961年6月11日，毛泽东在《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改草案的指示》等两个文件上批示：“江青精读。两个好文件，可以为各级干部的学习材料。现在是一定要重新教育一切上中下干部的时候了。”

　　1963年9月26日，毛泽东将25日的《参考消息》批给江青，告诉她“第一版、第四版都要研究”，“只看不研究，毫无用处。并且要反复看几遍”。

　　从中可以看出，同建国初期相比，这一时期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已经有了很大转变。批评少了，关心指导多了。导致这种转变的原因很多，但最直接的有两条：一是江青职务的变更。1956年，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江青成为毛泽东的秘书，除负责照顾毛泽东的生活外，还负责收集和研究国际资料。二是党内高层在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对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成绩与问题的估计上出现分歧，客观上也给江青提供了可乘之机。

毛泽东认为，要坚持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就必须用马列主义教育全党，这是执政党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

文革初期的江青与周恩来

毛泽东逝世后,江青在毛泽东住宅外留影

抓捕“四人帮”的核心人物是叶剑英、华国锋和汪东兴，叶剑英和华国锋运筹帷幄，汪东兴是具体执行者。

在1976年10月6日晚上8点钟刚过，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按照既定计划，带领抓捕第三组来到中南海西侧201号楼，一直以来，江青跟毛主席长期分居，一直住在这个地方。

当张耀祠走进江青住处时，看到江青正坐在沙发上，腿上盖了一方小毛毯，抓捕成员呈半圆形围住了江青。

江青看到抓捕组团团围住她时，第一反应是一脸的怒气，高声说道：“你们要干什么，太放肆了！”

张耀祠按照抓捕前统一好的口径对江青说：“江青，你不听中央警告，继续拉帮结派……，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

江青听到后一脸的惊愕：“中央的决定，谁的决定？”

“当然是华总理和叶剑英元帅的命令，请你马上离开这儿，我们将送你到另外一个地方接受审查。”

“这些文件怎么办？”江青扫视了一下桌上的文件。

“文件自然有人接管，请你交出钥匙。”张耀祠说。

“我要把钥匙交给华国锋同志，还要写一封信给华国锋。”

说完江青坐在桌前，写了简短一封信：“国锋同志，来人说奉你之命，宣布对我隔离审查，不知是否为中央决定？随信将我文件柜钥匙一并交给你，江青，十月六日。”

江青将钥匙同信一起放在信封里，然后用“密封帖”封上后交给了张耀祠。

从现场的情况看，江青对抓捕是没有任何心里准备的，甚至不太相信，否则，不会写信给华国锋证实这件事，还把自己的文件柜钥匙一并交给华国锋。

江青死后等了12年才安葬, 墓地和毛主席相距17公里

毛泽东接手的，是一个四分五裂、人心离散、被列强用经济直至军事手段肆意蹂躏的中国。而当他撒手人寰时，中国有原子弹、氢弹守卫国门，有卫星傲视着世界，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第一次以从未有过的尊严和凝聚力，屹立在世界舞台。假如历史上没有毛泽东，中国持续了近百年的混乱，至少还要继续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当然，假如历史上没有毛泽东，或许就不会有“文革”、“右派”这些令中国人心悸的名词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