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什么？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有人就有钱，有人就有技术，有人就有文化！

具体怎么通过人才振兴进而乡村振兴？

目录如下：

目录

一、乡村与城市人才流动现状

二、为什么要人才下乡？

三、城乡人才流动特定要素模型分析

四、培育、留在、吸引、用好人才

（一）为什么不爱留在乡村

（二）宏观战略层：提高乡村硬实力（培育、吸引人才）

1.吸引人才，赢增量

2.培育人才，挖存量

（三）中观机制层：构建人才振兴的四大机制

（四）微观技术层面

五、构建乡村核心竞争力

乡村衰退，尤以“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的“新三农”问题最为突出。特别是以农村人口持续减少、耕地撂荒、宅基地闲置、公共基础设施落后为特征的农村空心化现象，一直以来颇令各界担忧。城乡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绝不仅仅是农村的要素单向流进城市，城市的要素和资源也要流向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一部分村庄的消亡不可避免，但一部分村庄仍然要长期存在，乡村发展意味着农村不能再延续农业兼业化、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心化的状况。改造农村、发展现代农业，不能仅靠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儿童，必须引进先进生产要素，培育新型职业农人。在农村空心化境遇下，“乡村振兴”从何谈起?“乡村振兴”战略又如何实施?

一、 乡村与城市人才流动现状

农民工以“低收入、低诉求”为群体特征，为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提供了丰厚的人口红利(蔡昉，2012)。中国的快速城市化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在走向快速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也带来了乡村青壮年劳动力涌向城市，乡村社会内部急剧荒芜的“空心化”现象。宋伟等(2013)的研究表明，中国村庄宅基地的空心化率平均在10.15%左右，其中东中西部村庄宅基地的空心率分别为14.82%、9.11%和7.15%，呈现出由东向西依次降低的格局;有3.77%的村庄空心化率超过40%，空心化率最高的村庄达到了62.18%

二元户籍体制的长期存在，城乡收入、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的持续扩大且固化，导致中国大部分乡村生产要素长期单向流出。长期存在且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导致乡村精英大量流失，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则使乡村劳动力短缺问题更加严重，传统劳动密集型小农经济衰落，老人农业蔓延，大量耕地被抛荒、弃耕。乡村剩余劳动力或年龄过大，或身体素质较差，或头脑不太灵活，除少部分立足乡村的专业种养大户和非农就业农民外，其他的绝大部分即使在乡村也属于生产力较低的群体。这个群体维持传统农业都勉为其难，更无法为现代农业提供人力资本支持。

二、为什么要人才下乡？

人才是最核心的生产要素。要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打造一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在乡村形成人才、土地、资金、产业汇聚的良性循环。

（一）人才下乡能带来先进经验知识。要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农业内部六次产业的融合发展，建设美丽乡村，就必须从城市引进大批懂技术、懂管理、懂营销的高素质人才，才能有效弥补乡村发展的人才缺口，实现乡村振兴目标。

（二）人才下乡能为乡村发展提供科技支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大批高素质的城市下乡人才，各种先进的农业生产设备，农产品加工技术，农业生产资料都是现代科技的载体，他们将现代科技源源不断地扩散到乡村，促进了中国农业现代化转型。

（三）人才下乡能够为乡村发展提供急需的资本支持。长期的城乡生产要素单向流动导致乡村资本匮乏，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购买先进的生产设备，组建农产品加工厂，研发农业技术，培训职业农民，进行六次产业综合开发。城市民间资本充裕，缺乏投资渠道，如果合理引导他们下乡投资，就能够为农业现代化，六次产业融合发展提供充足的资本支持。

（四）人才下乡能够为乡村发展提供思想观念支持。城乡差距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体现在思想观念上，长期的熟人社会，小农经济导致农民普遍小富即安，思想保守，观念落后，阻碍了乡村现代化。大量高素质的城市人才涌入乡村，带来城市的开放意识、竞争意识、公德意识、生态意识、平等意识、法治意识以及契约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农民，使农民思想观念不断现代化。

总之，长期的城乡生产要素单向流动导致内地乡村空心化严重，老人农业蔓延，无力承担乡村振兴重任，只有积极引导人才下乡才能为乡村振兴提供新动力

三、城乡人才流动特定要素模型分析

特定要素模型是分析劳动力流动的有效工具！无论是农民进城打工，还是人才下乡，都是“人才”这个劳动力市场上发生变动的结果。联系特定要素模型，做出如下分析：

城乡人才流动特定要素模型分析

四、培育、留在、吸引、用好人才

（一）为什么不爱留在乡村？

乡村人分两类：用不起，用不上。培育用不上的人才，留在、吸引用不起的人才。在园区内可以较容易找到工作的家庭中仍有12.5%的家庭有劳动力选择继续外出打工，这部分劳动力是“用不起”型劳动力的典型代表，他们因掌握了一定的技能，或者文化素质相对较高，自身拥有较强的适应能力等，对他们来讲留在村庄工作的机会成本较高，所以即使他们认同村庄发展并自信能够胜任村庄内的工作，但是依然会选择外出谋生。除“用不起”型的劳动力外，调研发现村庄内部还存在一大批“用不上”型的劳动力。由于一些劳动力自身文化程度较低，因长久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而缺乏与外界沟通的能力(最典型的是村庄内仍有很多人听不懂普通话，不会讲普通话);另一方面还有部分劳动力已习惯了农村“早睡晚起”闲散的生活状态，很难适应早起上班、上班打卡等公司化的管理制度。

结合特定要素模式，分析城乡二元的推拉力如下：

1.来自乡村的推力：

1) 乡村收入低，收入渠道窄，和大城市相比机会少；

2) 农村教育落后，孩子在农村教育感觉没有前途，为了孩子的未来向城市转移；

3) 各种文化设施相对落后，休闲、娱乐等满足不了人才需求；

4) 人才上升空间有限，难以有大的上升空间；

5) 乡村是人情社会，办事等人情因素占有很大成分，外来人融入需要一定的时间。

2.来自城市的推力：

1) 在制度上，城市社会对于农民工的制度性排斥。农民工不能同等享受城市户籍制度，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及义务教育等公共福利;

2) 在政治上，农民工参与城市社会活动的程度很低;

3) 在经济上，他们也难以参与城市市场与城市消费生活;而

4) 在文化上，农民工也基本上被排斥在城市文化活动之外，基本上处于一种“社会孤立”的状态

通过对比，可见要留住用不起的人才，农村留不住人才的主要原因是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严重不均衡，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差异悬殊，导致人才从农村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单向流动。让农村的产业、环境留住人，让农村的机会吸引人，才是留住人才的关键所在。

（二）宏观战略层：提高乡村硬实力（培育、吸引人才）

1.吸引人才，赢增量

既然是人才，人才则要有事做、有钱赚、有保障、有人气、有前景。

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是留住人才、振兴乡村保障。它解除广大人才在乡村发展的后顾之忧。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某一时。引进人才不应该只是一时的冲动之举，更要有长远的打算，让人才扎根才是根本解决之道。引进人才还需要在“服务”上下功夫，要进一步完善人才服务机制建设，出台住房、医疗、子女就学、配偶就业、政务服务等配套服务政策，让人才没有后顾之忧。让人才进的来、留得住。

用好人才给予人才相应的发挥空间。大部分人认为回到乡村没有前途，没有用武之地，这就造成了更多的人才希望留在城市寻求发展，而导致乡村人才缺失。因此，做到人尽其能，给予他们空间，尽情释放才能，让乡村人才在乡村振兴中找到归属感与获得感，让他们留得下，让更多的人愿意来。

一定程度上提高福利待遇。合理合规提高工资，注重从乡村事业编制人员、优秀村干部、大学生村官中选拔乡村领导干部，落实乡村工作补贴和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政策等，解决乡村人才后顾之忧。

产城融合是吸引人才、振兴乡村助力。大城市因资源趋紧，地价攀升，人口密度不断增大，制约人才发展的空间。反观乡村，整合资源，发展新项目，打造出一批国家级的综合型产业园区。项目活镇，项目兴镇，产城融合。优质的创业环境、健全的基础设施、强大的政策扶持，无限的发展空间，巨大的吸引力必然为乡村这棵梧桐树，引来更多的金凤凰。这些人才的加入也为产业园区的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二者形成良性互动。

人既尽其才，则百事俱举；百事俱举，则强盛不足谋也。本文需要懂得引才、识才、用才、育才、留才，让人才成为振兴乡村的强大助力。

2.培育人才，挖存量

针对用不上的人才，要重视发挥乡村本土人才的作用，制定本土成长的激励政策。要加大对优秀乡土人才的奖励、表彰力度；要鼓励乡土人才自己带头致富，并给予政策、奖金及技术倾斜和扶持，为乡土人才的发展解决后顾之忧，同时充分发挥乡土人才带头致富的优势，为乡土人才作用的发挥搭建舞台。

健全培育机制，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和乡土人才。要充分利用各地农广校、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乡村成人学校开展学历教育培训。要有目的、有计划、有针对性地组织乡土人才走出家门与外界加强技术交流与合作，到发达地区和先进企业参观学习，启迪思维，开阔视野，并定期组织乡土人才集中培训，进行政策、实用科技知识的理论辅导，提高乡土人才的知识素养和能力。

健全激励政策是挖掘人才，振兴乡村的前提。广大农村人才辈出，土专家、田秀才，一批批农业能手传承中农耕文明；书法家、篆刻家、建筑家，一个个传统手工艺人传承者古老的中华文明；一批批新型职业经理人更是为乡村步入现代化，注入生机和活力。这些人才出生在本地，有着对本地特殊的感情，成为振兴乡村不可或缺的人才。人才外流历来是乡村发展进程中的痛点，归雁有巢，乡愁有根。要特别重视挖掘乡村本土人才，用好乡村本土人才，防止人才外流，制定促进本土人才成长的激励政策、培育机制，培育出大量乡土人才和新型职业农民。发挥他们的示范效应，振兴乡村。

（三）中观机制层：构建人才振兴的四大机制

推动乡村人才振兴，需要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推动相结合，人才服务与智力服务相结合的原则，构建内生性与强制性相结合的制度体系，探索人才服务乡村的多元模式，构建系统有效的激励机制。

1.构建人才服务乡村的分类激励机制

除支持市场主体下乡回乡创业外，应制定规定性、激励性、考核性措施相结合的鼓励专业人才、党政人才下乡服务的政策，对于企事业单位专业人才下乡服务，与职称评定、工资、津补贴、社会保障等相挂钩，支持离岗创业、兼职兼薪；对于党政干部、公职人员下乡任职，与干部交流、职务晋升、工资套改、体检休假等相挂钩，尤其注重提拔在基层一线和困难艰苦地区锻炼成长的干部。

2.构建为乡村提供智力服务的激励机制

按照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原则，引导智力下乡，鼓励各类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人才为乡村发展提供有针对性的技术服务、培训服务、咨询服务、产品流通服务等。政府应根据不同服务主体及其服务方式、服务成效实行不同的激励政策。

实行乡村专业技术人才直评直聘政策。乡村专业技术岗位工作人员申报评审职称，可不受所学专业限制，侧重考察工作实绩。县级以上单位专业技术人员交流聘用到乡村单位工作，可不受任职年限、职务级别和岗位结构比例的限制，直接申报高级职称。对具有硕士以上学历或者副高级以上职称的基层急需人才，自愿到乡村事业单位工作的，可直接聘用到上一层专业技术岗位。

3.构建城乡区域人才对口服务机制

为更好地发挥政策的激励作用，提高城市人才服务乡村的针对性，需要借鉴区域对口扶贫的经验，倡导构建起城市与乡村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的人才对口服务机制，双方政府构建起相应的协作机制、人才下乡创业服务的保障机制，使人才服务乡村的目的明确、工作条件有保障。

4.构建城乡一体的人口管理体制

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着力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剥离依附在户籍上的福利，着力构建城乡标准统一、有效衔接、转移方便的社会保障、教育、就业等公共服务制度，为城乡人才双向流动提供制度支撑。同时加强城市人才下乡相关保障制度建设，探索根据城市人才在农村居住时间与创业创新情况，保障参与自治、住房使用、土地流转经营及相关公共服务权益的制度安排。

（四）微观技术层面：可以采用以下策略

1.吸引人才，赢增量

开展“雁归兴乡”返乡创业推进行动。总结乡村振兴中返乡创业的成功案例，建立外出务工经商人员信息库，支持设立返乡创业工作站，向有一定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的农民工成功创业人士，推荐乡村发展项目，提供全方位创业政策支持。开展返乡农民工乡村旅游、农产品加工、网络创业、电子商务等特色创业培训，引导他们回报家乡、投资家乡、发展家乡。

招募“乡村振兴合伙人”。在现代生态农业、乡村旅游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多形式的合作，推动农村农业投资和科技成果转化。允许“合伙人”通过合同约定，享有乡村项目开发等优先权,享受就业创业优惠政策，并在人才工程项目评选等方面给予适度的倾斜。

实施高校毕业生基层成长计划。本文在调研中，不断总结已开展相关工作省市的经验，我认为，要做好三定向学生的培养，应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应该调整人才培养定位，精准对接农村基层产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应以“全农业产业链”为特色，要适应绿色、优质、精品、观光休闲的产业发展需求，培养高素质创业型的现代农业领军人物。

构建协同培养机制。充分发掘各方资源开展教学，根据用人单位的需求，学校做好服务，政府提供保障三方协同培养机制，提升学生服务基层综合能力，打通招生、培养、就业三环节。每年遴选3000人纳入高校毕业生基层成长计划后备人才库，县（市、区）要确保每年每个乡村不少于2个岗位用于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

畅通各界人士报效乡梓的渠道。鼓励支持企业家、创业者或者农村老党员、老干部等，积极为家乡发展献计献策、贡献力量，引导原籍企业家、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经济文化能人等群体，以投资兴业、援建项目、助学助教、捐资捐物、法律服务等多种方式反哺故里、报效乡梓。

推动高层次人才“上山下乡”。每年分级组织不少于10000人次的各类人才到基层服务，服务期限视为基层工作经历；到2022年，全省建成50家左右省级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基地，柔性引进2000名以上各类急需紧缺人才，推动200个以上项目在基地落地。

2.培育人才，挖存量

建立职业农民职称制度。职业农民参加职称评审不受学历、专业等限制，不将论文作为必要条件，重点考察业绩贡献、经济社会效益和示范带动作用。

建立乡土人才技能等级评价制度。探索制定乡土人才技能评价地方标准，组织开展乡土人才专项能力认定，制定乡土技能人才技师和高级技师直接认定办法、职业农民职称和职业资格衔接办法。

建立乡土人才以赛代评机制。支持各地开展乡土人才创新创业大赛和传统技艺技能大赛，获得优异成绩的选手可直接认定技师、高级技师。每三年举办一次全省乡土人才传统技艺技能大赛，对前十名授予“山东省乡村传统技艺技能大师”称号。

将“定向评价、定向使用”制度扩大到基层所有职称系列。基层职称系列均可设置到正高级，打破乡村人才职业发展“天花板”。基层职称评审单独标准，单独评审，颁发基层职称证书，证书在全省乡村区域内通用。

五、加强乡村核心竞争力建设

(一)在乡村文化建设中保持文化“乡土性”

齐格蒙特·鲍曼(2012)指出，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本文日益进入了流动的现代社会中，在其中，社会成员开展活动时所处的环境，在活动模式尚不及巩固成为习惯和常规之前便已发生变化。生活的流动性与社会的流动性，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以此观之，中国的乡村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工业化、市场化与城市化的推动下，也基本上由一个封闭的社会向开放与流动的社会转变。乡村社会的流动性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即乡村向城市的“纵向流动”，欠发达地区乡村向发达地区乡村的“横向流动”，以及新近出现的“城归”从城市向乡村的“逆向流动”。总之，种种流动性打破了乡村的封闭性，这是乡村文化建设必须面对的一种新境遇。因此，在乡村文化建设中，会形成两种文化形态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并存甚至是冲突的局面。一种是以定居的原住民为核心，在乡村长期的发展中积淀下来的、具有一定地域特色的传统乡土文化;而另一种是以流动性的农民工为核心、基于城市生活烙印而生发出的以消费主义为特征的现代文化。

尽管，传统的乡土文化受到城市化、工业化与市场化的强烈冲击，但是，乡土文化的原发性、坚韧性使它与现代城市文化之间仍然能保持一种自然的张力关系。但是，当“城归”以一种更具“主体性”与“领导力”的姿态回归乡村时，传统乡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所维系的自然的张力关系，有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被打破。换言之，传统的乡土文化有可能被工业化、现代化与市场化所碾压，在乡村建设中可能表现出来的就是急风暴雨式的“推倒重来”的文化策略，这是值得警醒的。有研究表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际伦理关系、传统文化习俗与心理认同感常常成为社区治理的文化内核，对此，有学者就发现，尽管美国的小镇仍然很穷，而大多数人仍然视其为愿意定居的地点，因为，对于许多人来说，在这些小镇，每个人都拥有平等追求成功的机会。而另外一项对于英国邻里社区更新经验的研究则表明，“新形式的地方参与需要时间，也需要规则、程序、文化、态度和行为的改变”(吴晓林等，2015)。以此为基础，一个基于社区心理认同感的新概念———“节点治理”(NodalGovernance)被提了出来。“节点治理”的本质在于强调人们容易忠于自己固有的行为习惯，对于新事物的接受仍需要时间，因此，社区治理与改革不能以激进或急迫的方式来追求短期效益，需要充分考虑居民的地方性知识与乡土文化。这就提醒本文，在开放性的乡村文化建设中，如果貌似强大的、外来的现代文化对于传统的乡土文化呈现出一种压倒性的优势，它带来的唯一的结果就是用城市思维来呑噬具有地方性知识的乡土文化。因此，在传统乡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保持一种合理的张力，而且，以保持文化的“乡土性”作为出发点，这应该是乡村振兴议题下乡村文化建设的主导方向。

(二)在乡村社区复兴中培育“情感共同体”

在中国广大的乡村地区，“社区失灵”这一现象已是不争的事实。从全球的视野来看，正是缘于全球化、城市化与信息化快速发展的影响导致了“社区失灵”这一现象。帕特南在2000年出版的《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一书分析了这种背景下社区的衰落和公共参与的递减。中国乡村社区失灵这一现象的产生，也基本上是基于全球化、城市化与信息化三个元素迭加的背景。乡村社区失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乡村社会无力承接国家转移过来的权力，在有些地区，这种对国家权力转移的承接完全被“灰色化”甚至是“黑色化”(于建嵘，2009);二是乡村社会无力承担社区治理的任务。有乡村“社区失灵”的现象，就必然会提出乡村“社区复兴”的议题。笔者认为，乡村社区复兴有两个重点:一是，乡村如何承接中央向地方放权及国家向社会放权。乡村社区失灵最主要的根源在于“乡村精英”的流失，使乡村的正式与非正式的领导力大大下降。当今，“城归”群体的出现给破解乡村社区失灵带来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城归”群体在某些领域或某些方面已显示出其独特的领导能力，他们可以担当“重塑乡村领导力”的责任。二是，重建乡村共同体需要在利益与情感之间保持一种张力。“城归”既是基于理性的利益计算，也是基于情感上的“家乡情结”而回归乡村的，因此，乡村社区复兴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实务上，都必须重视乡村“情感共同体”的培育与养成，并在乡村“利益共同体”与“情感共同体”之间保持一种张力，因为，乡村从来都不仅仅是利益连接的场所。正如有学者所言，“共同体关系可能建立在许多不同的情感性、情绪性或共同性的基础上。在一个整体内，没有情感的交流是不可想像的，情感成就了共同体家园般的感觉”(武永江，2014)。在乡村情感共同体的建构上，特别要注意两个环节:其一，“共同在场”以唤醒家乡同感。情感社会学认为，“当不能形成共同在场，保持共同的注意有困难，不能获得共同的心境时，情感兴奋的水平将下降，或者转向消极。情感兴奋下降后，节奏同步和情感愉悦也同样出现困难”(特纳，2007)。“城归”事实上是以一种“主体性回归”的姿态重新在场，以宣示自己的存在。当“城归”重新在场时，源于其“原住民”身份，他们很容易与“乡里乡亲”获得家乡“一草一木”的共同感受

以及对家乡发展的共同期待。其二，“共同担责”以培育共同伦理。“共同体”是特指“一个拥有某种共同的价值观、规范和目标的实体，其中每个成员都把共同的目标当作自己的目标”(李义天，2011)。在今天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从政策与制度上会向乡村释放大量的利好，因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城归”在社区复兴中要承接起乡村伦理关系传承的责任，而不仅仅是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否则，他们没有办法在乡村建立起“情感共同体”。

(三)在乡村组织重构中自塑“新乡贤”角色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1998)曾说，“社会已成为一个组织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不是全部也是大多数社会任务是在一个组织里和由一个组织完成的。”因此，在乡村振兴的语境下，“城归”也必须借助于乡村的各类组织来实现自己的任务、目标与价值。在乡村领导力与乡村组织衰落的背景下，重构乡村组织应该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这种“组织重构”既包括正式组织，像基层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的重构，也包括非正式组织，即各种民间组织的重构，以在乡村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之间形成合理的张力。在乡村组织的重构中，由于“城归”已在某些领域或某一个领域显示出一定的领导力而获得了机会，这一机会使“城归”可以赋予乡村组织重构以一种新的力量，也使“城归”可以通过组织重构的路径来达成自己的任务与目标。在乡村组织重构中，“城归”在面对“新乡情”的境遇下，如何培育自己“新乡贤”的角色，就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关心的话题。有研究者认为，新乡贤的角色就是“重构乡村规范”，即“新乡贤能够凝聚乡邻，在乡村公共生活中起到关键作用;能够通过道义整合利益，发展出一套适应乡村发展的共享价值规范体系;通过建立共享的价值规范体系，为乡民提供一套行动准则，进而为村民自治提供保障，促进村民自治的真正实现”(胡鹏辉等，2017)。无论是“组织重构”还是“规范重构”，都给“城归”带来了自塑“新乡贤”角色的机会。对此，笔者认为，在这一“自塑”过程中，需要通过具有“仪式感”的乡村活动来达致目标。一般认为，“仪式是指按一定的文化传统将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集中起来的安排或程序”(陈国强，1990)。本文都知道，仪式性的活动在乡村事务中占有一席之地，因为“仪式”本身具有参与性、程式化、象征性和表演性等特征。

总之，长期的城乡二元制发展造成乡村人才外流。人才匮乏、发展乏力又成为制约乡村振兴的拦路石。走出这种恶性循环的怪圈，迫切需要本文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寻觅人才求贤若渴，发现人才如获至宝，使用人才不拘一格。那么人才又从哪里来呢？我认为健全激励政策，是挖掘人才，振兴乡村的前提；产城融合是吸引人才、振兴乡村助力；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是留住人才、振兴乡村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