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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安新华 2022-03-15 14:09:22 浏览：9 回复：0 点赞：6

发帖人：鲁安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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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家治虫还需用农药吗？

治虫不需农药，看中华大智慧

大家都知道目前的食品安全和健康有一些问题。农业生产过度依赖化肥、农药，运输、加工过程中使用各种防腐剂、添加剂，最直接的结果是身体出问题。如果了解传统文化，很多食物是药食同源，应该部分地起到疗愈身体的作用。如果食物健康，身体健康才有保障。农业有问题，食品出问题，老百姓又没有养生健康的常识，重大疾病就增多。去医院，医疗体系有问题，高价、天价，但是低效、无效甚至有害。再加上教育竞争越来越激烈，家庭的教育支出越来越高，在孩子身上看到“空心人”越来越多，精神空虚、没有道德、没有感情，甚至没有感觉，脸上没有表情的孩子越来越多，还有频发的校园暴力和自杀问题。

各种各样的食品安全、工作压力和医疗健康问题，加上教育的恶性竞争，已经演变为一种普遍弥漫的社会焦虑。南怀瑾先生说，21世纪可能是一个精神病大爆发的世纪。一个最新的统计，全世界现在每十个人中就有四个是抑郁症患者，这是很可怕的，到2020年，抑郁症都会成为第二大疾病，我国在30年间抑郁症也暴增了20倍，并且呈现低龄化趋势。学校教育看重分数，人为的无意义的竞争太激烈，各种各样的排名，横着排、竖着排，总要证明你有一部分还是做得不够好，越是成绩好的孩子，考试时越不想去学校，因为考过一次第一，总怕失去第一。我们上学的时候也苦也累，但是没有像他们现在心理和精神都有压力。

各种各样的问题提示我们，这是一种系统性的问题；提示我们，是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出了问题。工业化带来的系统性问题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国家适时地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

与此相关的，我有三个基本观点和认识：

第一个观点：生态文明、乡村振兴、中华文明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国际社会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一件事，如果乡村真正振兴了，其他目标都能实现。

第二个观点：我们常说要有文化自信，但是否清楚应该对我们文化中的什么内容有自信？那就是“天人合一”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祖先把“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认识论变成了一种生态的生产方式，一种生活方式，又通过丝丝入扣的教育将这个文化传承下来。我刚好看到钱穆先生写的《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他说这一部分中国文化是可以造福人类的。

第三个观点：对生态文明教育的理解。现在有这样那样的教育理念，对教育的理解应比较宽泛，教育不仅仅是学校教育。生态文明教育要让人们改变生活方式，进而推动改变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能够传播生态思想和理念，改变人心的都可以称之为教育。

在农业劳动中，最繁琐和费劳动力的是除草。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从这首家喻户晓的古诗中，我们很容易理解，吃放心饭，是需要付出辛苦的。而古代的中国人为什么不将防虫作为农业的重点？这是一个很好的命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其实，古人之所以没有把杀虫作为困难的活，所采用的方法是保持生态平衡。农田里有害虫，也有益虫，更有益鸟。而今，为了商业利益，生产大量农药将益虫杀死，将益鸟赶走。用所谓生物技术的办法，将杀虫的基因或者抗除草剂的基因转到作物中去，鼓励使用更多的除草剂，逼迫害虫和杂草进化，打乱生态平衡，代价是生态健康和人体健康双下降。

正文

在《齐民要术》叙述水稻种植的章节里，谈到了选择农时、除草、驱鸟、收获……却没有谈及治虫。或许古代没有害虫?不是。或许古人不重视治虫?也不是。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睿智的古人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有多少害虫，就有多少害虫的天敌，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保持了某种平衡，只要不去破坏，这种平衡就会长期存在，害虫的天敌就会始终帮助人类。惜墨如金的古人认为已经妥善解决了治虫的问题，也就不在书中赘述了。

《齐民要术》是北魏时期，中国杰出农学家贾思勰所著的一部综合性农学著作

面对虫子的危害，古人主要采取休耕、轮作、错开播种期等回避的策略。不要以为古人是绝对的温良，在瞅准了机会的时候，他们也会果断地出手，用点诱蛾灯、放养鸭子、水淹、焚烧杂草、挖虫卵等办法灭杀害虫。

古代没有化学农药，但生物农药还是有的。在漫长的岁月里，也许有人用生物农药进行过尝试，但后来放弃了。或者他们已经认识到，招惹害虫、而又不能百分之百地让它们瞬间毙命，只会使害虫变得更加难缠。

古代农书中仅有用兔子粪伴种防地老虎、用烟草水杀蚜虫等一些小手段的记载，药物灭杀不是古代农业的主流。

古人这种“道法自然”只对大自然进行有限索取的做法，最终达到了保护自身的目的。在未施过农药的生态良好的稻田里，害虫所造成的损失不超过10%(一个日本农学家称这种损失只有5%)。这是一个相当理想的结果。

不用农药，能治虫吗？

可是进入工业社会、农药出现以后，一些人变得自大了，连被虫子吃掉的那百分之几都锱铢必较起来，也就开始了对虫子的斩尽杀绝的讨伐。

从此以后，农业生产中的和谐与稳定不复存在了，混乱与动荡反而成了常态。“如果不用农药，我国肯定出现饥荒!”农业部2012年在解读农药残留及安全问题时发出的这声哀叹，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脚。

然而事实果然如此吗？真相是，不用农药也是能够收获庄稼、水果、蔬菜、茶叶、中草药的，且古今中外都有成功的例子。试介绍如下：

第一，我国早在春秋时期就有物理或生物的方法来防治害虫。《诗经·小雅·大田》里提到“秉畀炎火”，即用火来诱杀害虫。《周记. 秋宫》也记载了用牡菊的灰烬触杀，或者用牡菊烟熏杀害虫。周武王于公元前1046年灭商建周，前256秦灭周，前后分西周东周，共计790年，《诗经》成书时间为公元前6世纪，从这两个时间节点判断，祖先们掌握虫害控制时间距今已经有2500多年了。

美国于1776年建国，整个国家的历史才有236年。他们经历的世纪与我们经历的千年差不多。其实，不用这么多年，倒退40年，中国农田也远远没有这么多农药的。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靠的根本不是什么农药解决吃饭问题，说不用农药就会饿死人，那是替农药贩子们背书做广告。

第二，当代古巴的生态农业也几乎不用农药。古巴是一个拉丁美洲的小国，但它却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农业，都市居民吃的蔬菜、餐桌上的米饭，75%来自方圆十公里内的无农药农地。上世纪末，遭受苏联解体、苏东巨变打击后，古巴及时调整农业思路，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度过了粮荒。目前，古巴有超过200 个在不同地区及省市层面设立的虫害生物防治中心，半工业或手工生产预防虫害的材料。他们甚至在城里也搞蔬菜种植，蔬菜地旁种植玉米，用玉米喂饱害虫，减少对蔬菜危害。

第三，国内外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用农药治害虫的成功案例。浙江大学祝增荣教授课题组，在浙江三门县不用农药，恢复生态平衡后，成功防治了水稻稻飞虱、二化螟等。由于研究地点位于山区，周边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了更多的天敌，减少了病虫害发生概率，当地农民最近10年水稻田不打农药；浙江农科院、中国水稻研究所的专家，在南方平原地区利用生态工程控制病虫害，也取得了不少成功经验；国际水稻所的Kong Luen Heong 教授，在越南和泰国创建农田生态工程，发现不用或少用农药，产量并不会受太大影响。

第四，中国科学院的成功实验。自2006年起，蒋高明带领中科院植物所生态农业研究团队，在山东平邑建立了弘毅生态农场，开展生态农业试验示范研究，取得了令人欣慰的进展。他们全面停止使用农药、化肥、除草剂、地膜，而采取物理+生物技术，生态学的强大威力就显现了出来。

由于采取严格的农田生态保护措施，生物多样性大幅度提高：燕子、蜻蜓、青蛙、蚯蚓等小动物都回来了；小麦、玉米、蔬菜、水果等超过或接近常规产量，其中小麦玉米周年亩产量超过1吨，在低产田基础上实现了高产稳产；物理+生物控虫效果明显，每盏灯年捕获量从2009年的33 kg下降到2014年的2.1 kg，下降93.8%。

害虫的软肋是天敌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黄淮地区某棉区遭到棉铃虫长达数年的肆虐，棉花损失一半，顽强的虫子就是泡在药水里也不死。虽然笔者早有农药治虫效果不佳的心理准备，但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报道时，还是吃了一惊。小小棉铃虫是如何使专门对付它的农药黯然失色的呢?

原来，所有的生物体都会对外界的刺激产生应激反应，当某只虫子吞噬棉株时，因为量少等原因没有被立刻毒死，那么这只虫子的身体里就有了抗性物质，而且这种抗性物质将遗传给下一代，经过若干次的传递和加强，棉铃虫就不害怕这种农药了。

中国注册登记的农药活性成分已达到502种，农药产品9700多种

其他昆虫也有适应农药的能力。查阅水稻害虫的资料时，发现一段化学杀虫剂对稻飞虱有如下诱导作用的文字：刺激稻飞虱的生殖能力，提高产卵和雌雄比例;增加稻飞虱的取食率;杀死天敌。在农药的刺激下，稻飞虱的生殖能力和身体素质都加强了，又没有了天敌的羁绊，一种不起眼的小虫竟成了危及水稻的大害。

毋庸讳言，以上两个例子都说明用农药杀虫的做法失败了。在地球上存在了三亿多年的、比恐龙还要古老的昆虫，它的惊人的适应能力是我们无法想像的。不管我们设计了何种精准的农药配方，其最终的结果必定是使害虫变得越来越强大。

然而貌似凶悍的害虫也有软肋，这个软肋就是它的天敌。古人利用这点轻易地制服了害虫，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向古人学习呢? 古人通过观察发现，自然界生物存在着捕食与被捕食的机制。例如，王充就曾说：“诸物相贼相利，含血之虫相胜服，相啮噬，相啖食。” 这种机制也被人们利用来防治虫害——生物防治。

生物防治较早的是黄猄蚁防虫。晋代，人们总结了利用捕食性天地昆虫黄猄蚁防治柑橘害虫的方法（据查，这是世界上利用天敌关系防治果树害虫的最早记载）。嵇含录：“交趾人以席囊贮蚁，鬻于市者，其窠如薄絮囊，皆连枝叶，蚁在其中，并窠而卖。蚁赤黄色，大于常蚁，南方柑树若无此蚁，则其实皆为群蠧所伤，无复一完者”（《南方草木狀》卷下）。

黄猄蚁，也称为黄柑蚁，能捕食棱蝽等20多种柑橘害虫，用其防虫省时省力，效果良好。后人对此有广泛应用，相关记载不绝于史料。而且，这种方法目前在广东、福建等省的橘园中仍有应用。

此外，传统人们还有放鸭防虫、益鸟防虫、青蛙治虫、螳螂防虫、蛛蜂防虫等多种方式。将其他生物引入农业系统以防治虫害，这种生物防虫的方法一方面能够有效防治和控制虫害，另一方面也通过物种引入维持和丰富了农业物种的多样性。

转基因作物能防虫？

有人说，将杀虫的基因转到庄稼里让庄稼自己生产农药不是更好吗？这恰恰又打乱了生态平衡，是按了葫芦起了瓢。虫子不吃转抗虫基因的庄稼会吃别的，并没有除根。而且那么多虫子你得转多少基因啊？为什么不利用现成的物种呢，物种会携带多少亿个基因呢？转基因除虫技术，正如前面的救火，是错将汽油当成了水泼向了燃烧的火焰中。

如不相信，种植抗虫的转基因作物，一点农药都不打，看它还那么神奇吗？生态学的办法就能，而转基因的办法不能。这就是两者的巨大差异。

另外，用农药杀虫，农药成分的大部分只是附着在庄稼植株的表面，对虫子的影响有限，仅仅使虫子的体内发生一些量的变化，即使在施用农药许多年以后，螟虫还是螟虫，稻飞虱还是稻飞虱，没有变成我们不认识的东西。但转基因作物不同，它的整个植株对虫子来说都是不能吞噬的，其毒杀作用比农药强烈得多。

但问题也就出在强烈的毒杀下，万一某只虫子没有被毒死，在转入的毒基因的激化下，这只虫子的体内发生了基因突变(自然界的生物无时无刻都在发生量或质的变化)，出现了一种吞噬能力极强、不惧怕任何药物、且没有天敌的新物种——超级虫。

如果真的这样，我们还会有农业生产吗?虽然这是假设的情况，但是，一些人在强推主粮转基因的伊始，实际上就为中国人民设置了一个有可能生存底线被突破的非常危险的前景。这是任何一个转基因专家都无法解释清楚的巨大的漏洞。

用什么方法治虫关系到全民族的生存，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民以食为天。人有一日三餐，一顿不吃饿得慌，饿三天肚子受不了，七天不吃一命休。

毛主席认为要多产粮食，不能多打粮食，是没有出路的。为了多产粮食，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主要采取的措施有：

实行社会化大生产。在农村，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变个人所有制为集体所有制，最终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实行社会化大生产，提高农业生产力。

实施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科学技术，提倡科学育种选种，改进耕作方式，实现农业机械化。毛主席自己带头钻研农业科学技术，提出了提高农作物产量的“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等科学管理方法，被人们称为“农业八字宪法”，在相当程度上对中国农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全面开展水利建设。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科学指导思想，大兴水利，治河筑坝，修建水库，挖井修渠，建立了完善的农田灌溉网络，提高农业的抗灾能力。

建立正确的粮食导向。“以粮为纲，全面发展”，“藏粮于民，藏富于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抓革命，促生产”，“农业学大寨”，在全社会形成了一种以粮食为第一要务的社会氛围，激发了全国人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

建立科学的粮食制度。根据不同阶段制定了“供求平衡”、“统购统销”制度，对粮食的产、供、销进行宏难管理，避免粮食赤字和粮食浪费，确保粮食利用的科学化和利用效率的最大化。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并非一帆风顺，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以及对自然王国的认识不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也摔过跟头，吃过苦头，被人们称为“三年自然灾害”的便是，老百姓粮食出现了缺口，中国开始了进口粮食以解燃眉之急的历史。在1961年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提出：“我们这个国家，在粮食问题上的立脚点，当然要摆在自给上面。但是，现在有进口两百万吨粮食的可能，已经快要签合同了;如果能再多进来一些，我们也要。”那年进口了100多亿斤，第二年进口了80亿斤，后来的进口量大概一直维持在这样的水平。这次教训之后，经过一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粮食生产整体上逐步恢复了增长。1976年全年产粮28631万吨，创历史最高水平，人均粮食305公斤。

对粮食进口，毛主席是什么态度呢?如不是迫不得已，他是不主张进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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