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疫情像一块试金石，考验着我们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检验社会治理水平。特别是如何拎稳“米袋子”，压实“菜篮子”等民生保障问题，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生活和社会的稳定，格外引发关注。通过“特殊时期”所暴露的问题，有助于思考应该建设什么样的乡村和发展什么的农业。

　　全国上下“新冠肺炎”阻击战，城市的每个住宅小区，乡村的每个村庄，都实行了封闭管理，通往乡村的道路被封堵，跨界运输受到限制，农产品物价上涨，甚至局部出现抢购现象。在“呆在家里，就是给国家做贡献”的情境下，谁最淡定呢？乡村里的农民。似乎并没有因“封闭”受太大影响。一位农民告诉说，看着地里的蔬菜、院里的鸡，还有猪栏的猪，心理挺踏实。家里存的柴、米、肉、油足够坚持一年的。谁最恐慌？一些被集中上楼的农民，他们远离自己的土地，无法耕种，他们失去了房前屋后的院落，没有了庭院经济，正常时期价格低廉品且种齐全的农贸市场关闭了，小超市没有蔬菜可卖。他们只能到大城市的超市去购买高价蔬菜。这就需要我们思考，美丽乡村建设，应该建设什么样的乡村？

　　面对突发疫情，不同的生产主体谁最紧张？农户不受影响地可以下地收菜、种菜，而靠雇工维系的所谓规模化农业，因雇不到工人而损失惨重。一草莓种植大户，几十个大棚草莓面临全部烂掉；蔬菜大户因雇工不能按时返回，自己又无力采收而全部损失；果农的几万斤橙子还挂在树上……。这让我们思考，怎样的农业组织形式才是安全的？

　　从乡村建设来看，乡村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形成的特殊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对社会稳定和应对突发事件有着天然的优势。农家院落，不仅是生活空间，也是农民重要的生产空间，庭院经济的自给自足特点是农民的重要福利，也是社会危机的“缓冲器”。和谐的邻里关系，不仅是邻里互助文化的空间基础，也是熟人社会的必要条件。为相互帮助、精准扶持提供可能。农户院落的存在、低密度人口和村落清晰的边界，为抗疫战的隔离措施创造了天然的环境。面对疫情，我们更能够理解习总强调的：“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从农业发展看，怎样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能更灵活地应对突发事件，保障农产品供给？小农户“够自己吃就行”，对减轻市场压力有意义，但紧急时刻对市场保障贡献微乎其微；资本化的大农业因面临雇工困难损失惨重，农业工人担心被感染不敢来，敢来的因交通中断不能来。因此，应变能力和和保障性很差；而对市场保障最大、反映最灵活的是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一家人在田间劳动，没有雇工和隔离成本，不增加防疫风险，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正常生产。

　　家庭农场，通俗地说就是扩大版的农户，是以家庭劳动力为主要劳动力的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家庭农场是适度规模经营的典型表现形式，也是新型职业农民得以存在的有效载体。家庭农场与农户一样，充分体现农民的主体地位。家庭农场有很多好处，如就地近地实现充分就业，有较高和稳定的收入，不离开家乡便于照料老人和儿童，让农民有更多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有效遏制乡村的衰败；激活了农民对现代农业科技的需求，无论是新的品种、农业机械的使用，还是新肥料或新栽培技术的采纳，农场主都表现出了空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家庭农场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其稳定性，由于具有稳定性，才给农民与长远预期，农民才有保护耕地的热情和动力，也为培养农民珍惜土地的感情提供了基础，唯有稳定的土地关系，人们才有能真心去保护、爱惜耕地，才有可能发展出绿色、可持续农业。

　　无论是乡村建设，还是农业组织建设，都要始终坚持一个原则：以农民为主体。什么时候很好地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什么时候社会就和谐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就会提高。如果削弱农民的主体地位，就会极大增加社会的风险。在乡村建设和农业发展过程中必须高度警惕目前广泛存在的排斥农体地位的现象。诸如拆老百姓的房子集中居住，让农民远离耕地而无法耕种；流转农民土地给工商资本，把农民变成打工者；强迫农民土地入股搞所谓股份合作社等，都是把主人变成“看客”的行为，遏制了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削弱了应对紧急状态的灵活性，是对基层治理能力的极大削弱，蕴含着巨大的社会风险。

疫情在中国已经渐渐过去了，但在国外却正处于爆发期。这些天，欧美国家应对疫情似乎有心无力。

面对疫情，中国大举封城之下社会依然保持稳定丝毫不动荡，这得益于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以及我们举世瞩目的工业化能力。但其实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那就是被我们一直忽略的“小农经济”在起作用。

平日里，我们总觉得农村老家虽山清水秀，但总显单调无趣了些。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乡村的好处就凸显出来了：菜园子里有时令的新鲜蔬菜，无事时，去菜园栽栽苗、松松土、除除草，冰箱里囤了一大堆过年吃的鸡鸭鱼肉，天花板上还挂着一排排年前熏制好的腊肉香肠，而米、红薯、柑橘也是自家种的。

这些屯粮， 吃喝半年根本不用担忧。要是待着无聊了，就去杳无人迹的野外踏踏青，看看路边新萌发的青草，随风飘扬的野花。

这样的日子，在疫情的当下可算得上逍遥快活了。

只有面对灾难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钱财物质都不重要，能平安地活着才是最重要的。而能让人生存下来、源源不断地提供生存必需品的，就是土地。

眼下的中国，在社会几乎半停摆的状况下，依然维持了十几亿人的生活，这其中，除了我们工业化的力量，更有承载9亿农民的“小农经济”在起作用。

武汉封城，物资运输被切断，社会经济大受影响。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家的治安依然很稳定，没有出现如意大利民众上街游行反对政府限制他们人身自由的荒唐行径发生。这其中难以忽视的原因，便是我国分散的小农经济，能够自给自足。

正所谓：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其实，小农经济本身就有其存在的价值：一个小农家庭就是一个完整的生产单位，它要预测未来的市场，制定生产计划，这个过程要考虑所有影响生产的外在因素——特别是气候，然后规划劳动力投入，审时度势把握良好的市场出售时机。

事实上，我国许多不起眼的家庭农场，他们的日子都过得挺滋润的。以家庭为单位，量入为出，齐心协力，能够满足家庭消费的同时，还略有盈余，这样的日子稳定又安逸。

并且，由于我国农民普遍拥有土地，所以他们对工资的要求往往较低，促使中国工业化的成本比较低。工业化没有让农民流离失所，变成城市贫民，因此中国城市里也没有形成像印度、墨西哥那些发展中国家常见的大型贫民窟。

我们常羡慕澳洲、美国的大农场，认为其高效，标准化程度高。但本质上它们是利用工业的力量在做农业。

可一旦遇到类似今天疫情的情况，他们便难以应对。因为美国的农村人口只有2%，一旦遇到封城封路，被堵死在城里的绝大多数市民会是怎样的生存状况？结果可想而知。

因此，当下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小农经济对中国发展的作用，我们应该看到，岁月静好之下，是小农经济在负重前行。